余云岫（1879～1954），字岩，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年少时曾学习中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读于浔溪公学，后公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一度返国参加救护工作。民国5年（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1929年，在汪精卫支持下，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并在民国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该案。

中文名：余云岫

别名：允绶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镇海

出生日期：1879年

逝世日期：1954年

职业：医生

毕业院校：大阪医科大学

代表作品：《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

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已14岁，1900年即有名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的那一年，他已22岁了，这都是他目击自己祖国的人民，被那群野兽般的外兵践踏凌辱，和结合过去不久的“鸦片战争”及以后一连串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他都铭刻在心，而唤起他研究科学救国的热情。他在浔溪学堂，虽已受了较现代的教育，但他仍不满足于已知的学识；他买了许多数理化一类的书来自修，因他深知那群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法宝——战舰枪炮，都从这方面得来的。但当时环境束缚了他，无法作更进一步的深造。直到1905年，才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他于1905年到日本，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因为他长期过贫困生活，那时身体并不如后来那样强壮，而且有一时期患过结核病。在体育会毕业后，即入东京物理学校，后来进入大阪医大习医。

从1908年——1916年的七年中，除因回国参加救护工作辍学一年外，在这长达六年留学期间，从不缺课；不但自己刻苦勤读，还帮助同学，每月比邀集同学研究各科讲义，每至深夜不休。

先生从日本归国后，长长地40年的时间，中国一直陷入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军阀混战的困扰中。其间虽有少的可怜的医学研究机构，又大半为帝国主义所组织，和被少数有关分子所把持，这样，他只有开业糊口了。

先生为病人处方用药方面，轻易不肯用舶来品的新药，而宁愿采用国产的新药。实际他经常所用的又多是国产药物制成的酊剂粉剂。他的三弟允绲是经常为他治练中药的一位得力助手，当然在上海崇拜舶来品新药之分极盛的病家，是有意见的，但都经先生耐心地对他们说服：“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这在一般挂牌的医生说罕见的。另一方面他还念念于国产药物的研究，和中国医学的改进工作。在研究方面，除了文献以外他还创一小规模的研究室，把研究工作与临床工作结合一起。余氏结合近代医学考证、查异、诠释中医源流、病名等，研究中医古典文献。民国14年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余氏积15年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刊行，于中国疾病史之研究颇有价值。

余氏提倡国产药品，治病常用中药，在诊所内开辟化学研究室，研制中药制剂，整理中药方书，著有《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研究国药产物刍议》等。民国6年发表《灵素商兑》，主张“废医存药”，引起医学界学术论争。民国18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后因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不久当局宣布撤销。

1949年全国解放了。一个历史上最丑恶的政府，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同时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民政权建立起来。先生也和其他人民一样，好像从阴暗的斗室中走到宽大的场地，浴着新时代的曙光，他年龄好像轻了许多。他从解放他年到他去世为此，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措施，无不衷心拥护，尤其有关卫生行政的措施，更是首先身体力行。他这种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他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也是非常直接的。他说：“我把过去所经历过的政府和现在人民政府所措施的作一比较，我不能不跟共产党走。因共产党讲的话，做的事，无一不兑现，也无一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不跟共产党走跟谁走？”

1950年6月25日，美国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竟狂妄地敢于深入朝鲜的北部临近中国的边境。因而中国人民有志愿军的组织，出国抗拒美帝。1951年春医界中也有赴朝救护工作队的运动，在上海，他首先响应，报名参加，领导上因照顾他的身体与年龄关系，未被批准。他常对朋友说：“组织上如果需要我到朝鲜去工作，将是一生最光荣的事。就是死，还有比这更光荣的死吗？”这绝不像年逾古稀人的话。他认为到朝鲜去做救护工作，比之辛亥革命由日本返国所作的救护工作，更有意义。虽然他自己未被批准，也终因他的热心首先报名参加，大大鼓舞了医界同志热烈参加的情绪。

1950年在华东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开业医务人员走向集体的建议。1951年政府号召国防经济建设，他又首先报名参加，政府也同样照顾他的身体而未批准。1953年组织成立新成区第四联合诊所任所长。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和中华医学会理事等职。

在他医学革命方面言，于解放初期，因未了解政府的政策，所以他的想法，与它还稍有不同，这可在他医述初集第三版自序中的开头几句话，是可以看出的。自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作出三大方针后，他就彻底明了，同时与他希望中医走上科学路径的目标是完全符合而可把它统一起来。

先生正摒当一切，准备1954年去北京参加实际研究工作，而中央领导方面也正以热烈心情，期待他去工作。

然而遗憾的是先生在1953年9月30日的上午，忽然发生肠阻塞病象。进入上海广慈医院治疗，至10月10日好转。11月16日忽又转剧，乃入怡和医院，继而改入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虽经多方挽救终归无效，延至一月三日上午9时35分，他安详地长逝了！据病理解剖初步报告，最终死因是横行结肠上有溃疡并穿孔。并患初期癌瘤。

说到国内反中医，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废禁中医”第一人的，其实是一个叫余云岫的人。　1879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

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

在书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

余云岫甚至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完全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因为对科学的热爱，而非对科学的憎恨；高尔基说：“一个人不会恨，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他因热爱祖国，自然痛恨过去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以至只知谋个人利益的医生，及社会上这类的人。这些都可在他的余氏医述中找到证明。

他因热爱科学的医学，所以恨非科学的医学。因时代和环境关系，他当时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爱科学的医学，而排斥非科学的医学，在非科学的医学中，如仍有科学的一面的话，他仍是热爱的。换句话说，他是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这是他医学革命的思想根源。

先生所以提倡医学革命，当然还有可观环境的影响。他在日本习医学时，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原属汉医系统。自维新后，废止“汉医”，日本医学得到飞跃的进步，而并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他一面又受汉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在日本讲学的影响。因汉学是“循名责实”的，把他在日本所学的西洋医学，和早年他所学习过的中国原有医学两相对比，无疑地后者是相行见拙了。先生自叙学术次第也说：“长习新医，服膺名理”，便是一个正确的证明。这样合并了几种可观的因素，便促成他的医学革命的工作。所以1914年，他在日本便着手写了灵素商兑了，1917年出版后，即震撼了整个的医界。然而商兑出版，虽震撼了整个医界，尤其是中医界，但也只有震撼而已，很少回声，这使先生非常失望。

前面说过他对医学革命，远非单在憎恨的一面，而尚有热爱的一面。对此我们不仅如上面举出他临床爱用中药的例子，我们同时还可据他所作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研究国产药物刍议》，那一类整理国药文献的文字来做代表。最具体的还可看他在1929年那篇《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的文字。他曾批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麻黄素”治喘功效，因不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而多走了弯路；因中国书上，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黄治喘得记载了。他凡遇到中医书上记载合乎科学，确实可靠的地方，是张扬不遗余力地。例如他发现崔氏别录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早于法国呢克氏一千几百年，因而作出论文，提到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对中国原有医学，再不敢存轻视的偏见了。同时，他对中国唐以前方书认为有研究价值地方，因此费了很大力量整理《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

先生晚年，即自1933年以后，对中国原有医学又作另一方面的工作。即对中医病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以为这也是帮助中医走上科学途径的一条路。他对这部分工作是具有各方面的条件的。这也最好拿他自叙学术次第的话来说明“晚究旧医，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他最先写成释名病释，其后方言、尔雅等书有关病名的都加以考证和诠释，有时并说明古书上的某病，即今日之某病，其考证一遵汉学师法，其诠释一遵科学律令，于可疑处，不敢轻下断语，强作能人，而付盖阙之例。这都是他“慎思明辨”之意。这类工作做了15年以上，后来综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刊行，辛在先生逝世前十几天出版。

先生数十年来对中国医学革命工作，既有热爱和憎恨的两方面——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具体工作表现昭示于人。不论以往的敌或友，都能渐渐明白他是廓然无私，完全从祖国医学改进作出发。他为人有那样恂恂儒雅，和易近人。所以抗战以后，许多开明的青年中医，都乐与他接近，开中医与先生实际团结的先路。

此后，更是有进步的中医，等先生之门，向他请教，而先生只要知道的，无不倾筐倒箧，毫无保留地详细解说，必使对方完全了解而后已。因他向有负责的态度，他最恨不求甚解而马虎的人。他的弟子李庆坪先生，原习中医的，他每星期必到先生家里请教一次。先生凡对一问题，可以解决的，即随时解说，遇到困难，即不惜翻尽书架上的书，他这样认真，连请教他的李先生有时也都感不耐烦，而他却必要找到水落石出，才肯罢手。这种锲而不舍，诲人不倦的精神，凡与他接触过的，都能认识。这样自然引起人们的敬爱。所以去请教他的中医，也天天多起来，连外埠也时有中医向他同函问候，或把刊物寄他，求他批评，更有从远处的外埠来沪前往拜访的。晚年中医刊物上更时有先生的文字，这样他已成为中医团结的对象。

1879年（光绪五年）9月14日（公历10月28日）生于浙江镇海澥浦余严村。

1884年（光绪十年）六岁春，入塾读书。

1901年（光绪27年）23岁就读南浔浔溪公学。时校长为杜亚泉，名誉校长为蔡元培。

1903年（光绪29年）25岁至上海任澄衷学堂教员。

1904年（光绪30年）26岁主办镇北贵驷桥宝善学堂。

1905年（光绪31年）27岁由镇海鲲池书院公费派赴日本留学。

1908年（光绪34年）30岁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成普通物理学讲义。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0年（宣统二年）32岁课余撰成物理学教科书。仍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1年（宣统三年）33岁10月，武汉革命军事起。11月，乃随留日医学生组织之赤十字社归国作救护工作，先至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12月，受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之托，赴陕西，做救护工作。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34岁七月，任北京师范学校学监。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35岁春，再赴日本大阪医大继续求学。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38岁夏，大阪医科卒业。七月，归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39岁灵素商兑出版。冬，辞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职。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40岁在上海开业。同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5年（中华民国14年）47岁八月，被任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10月，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在大会上演讲《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指出瘰疬与肺痨同原之说，唐时崔氏别录已有明确记载，早于欧洲林匿克氏者1，200余年。11月，组织上海市医师公会，被推为第一任会长。

1926年（中华民国15年）48岁11月，任南京中央卫生委员委员。

1927年（中华民国16年）49岁二月，出席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提出二项建议：（1）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2）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1928年（中华民国17年）50岁二月，创办社会医报，并自任为主任。三月，任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及医学校学制与课程编制委员会委员。四月，任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八月，任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11月，搜罗历年所作有关医学文字，编为余氏医述，后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

1929年（中华民国18年）51岁，在汪精卫支持下，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

1931年（中华民国20年）53岁著皇汉医学批评，先后在社会医保按期发表，至此，作单刊本出版。

1932年（中华民国21年）54岁任东南医学院校董会校董，兼任校董主席。

1933年（中华民国22年）55岁七月，余氏医述二集编成。

1934年（中华民国23年）56岁三月，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任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方言病诂（后易名方言病疏）脱稿。

1940年（中华民国29年）62岁11月1日尔雅病诂（后易尔雅病疏）脱稿。

1941年（中华民国30年）63岁12月15日，说文解字病诂（后易名说文解字病疏）脱稿。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64岁2月9日，广雅病疏脱稿。

1943年（中华民国32年）65岁二月，十三经病疏脱稿。

1944年（中华民国33年）66岁秋，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1947年（中华民国36年）69岁一月初着手作《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索引》。

1948年（中华民国37年）70岁医史杂志出刊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专号。

1949年71岁全国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益努力阅读马列一类之书。从无线电广播中学习俄文。

1950年72岁五月，任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委员。先生被聘为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特邀代表。

1951年73岁任华东医务生活期刊编辑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上海市科学普及协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

1952年74岁任上海市卫生局成药审查委员会。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座讲师。

1953年75岁一月一日，任上海市新成区第四联合诊所所长。9月30日病。

1954年76岁一月三日（农历11月29日）晨9时35分，病逝同济医院。享年75岁。遗命将遗体交医学院作病理解剖。六日上午奠祭，下午火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