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1891—1965），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回国后，任中国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1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离开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盟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福建省农业厅厅长，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病逝。

中文名：林植夫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福建闽侯

出生日期：1891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职业：军人、政协委员

毕业院校：东京帝国大学

林植夫，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福州官宦人家。父亲林韶荣为四川省某县知县，伯父林韶年为云南巡抚。林植夫9岁时随父到四川读书，15岁时到云南。伯父对他要求很严格，不但在公余教他读《四书》、《五经》，讲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理，还请林次薇作他的家庭教师。林次薇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偷偷地让他阅读《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等禁书。林植夫的思想大有所动。听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后，他想：“日本虽小国，因为维新而富强起来。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维新图强呢?”小小的林植夫已经有了维新图强的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韶年送林植夫东渡日本留学。他先人日本成城中学，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经林觉民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自此，维新的梦想成为革命的理想，他为此而努力奋斗。宣统三年(1911年)转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工科。10月，武昌起义爆发，林植夫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革命。福州光复后，林植夫任闽都督府警察局行政科长，时年21岁。第二年他同何公敢一起赴北京，直接向孙中山、宋教仁汇报福建革命不够彻底的问题。孙中山十分信任他，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福建特派员。他在福州发起成立“品学砥砺会”，提倡中国同盟会会员应从自身做起，廉政勤政，反对贪污腐化。同年秋，林植夫又到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复学。1916年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攻读林业正科，与其他留日同学发起成立“丙辰学社”，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民国9年(1920年)，林植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林学正科毕业，获林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黑龙江铁嫩森林公司任技师，后到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赴哈尔滨为《国际协报》主笔。民国12年到上海从事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又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民国14年，协助何公敢组织并参加“独立青年党”，负责编辑《独立青年》杂志。提出“铲除国贼，恢复国权，确立民治，保障民生”的主张和“打倒南北军阀”的口号，走“第三条路线”。当时何公敢等人在上海创办《孤军》杂志社，其宗旨是要促进国民全体的联合，和破坏国民联合的人对垒。这很合林植夫的主张，因此他积极地参加“孤军”的工作。同年春，为了纪念民国4年5月9日清政府同帝国主义者签订《二十一条约》的“国耻日”，《孤军》要出版特刊，可是到了5月6日，稿件还没有着落。林植夫赶到编辑部，发动同仁们分头赶稿，接着是没日没夜地忙着编辑、排版、校对，甚至同工人们一起印刷和装订。仅3天时间，刊物如期出版，赶在“国耻纪念日”集会上售卖，当日刊物即告罄，产生极大的影响。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学生杂志》社主任杨贤江正在征求文化界签名向全国呼吁罢工、罢市。林植夫代表《孤军》义无反顾地首先签了名，同时又代表“中华学艺社”签名。林植夫是“学艺社”干部，但“学艺社”的领导人员是不问政治的，就为这件事，他仍秘密地把林植夫开除了干事职务。

林植夫参加《孤军》的组织、编辑和政治活动，还为《孤军》、《醒狮》、《创造》等杂志写了大量小说和杂文，同时编著和翻译了《林业浅说》、《林业大意》、《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科学论著。民国16年陈铭枢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林植夫应邀到南京任政治部宣传处少校股员，并宣布解散青年党，参加国民党，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后回福州任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接着追随陈铭枢的鞍前马后，四处奔波。民国18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则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民国20年，经陈铭枢提名，他以广东农界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被委为广东省市党部特派员。当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闹独立，林植夫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又到陈铭枢的“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宣传队队长。想不到他在从事“剿共”宣传的同时，却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写的文章。民国20年12月，他参加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联合杨杰等80多名代表，提出近于共产党主张的《收复失地案》，把提案当面交给蒋介石，认真地说：“你接受这个提案，收复失地，我就拥护你；否则我就不拥护你。”民国21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他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亲自奔赴前线参加救护和救济工作。此后他还受陈铭枢的委托，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设法了解和揭露“蓝衣社”特务的秘密活动，促进各党各派力量的联合，抗日救国。同年底，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人闽，林植夫也回福州继何公敢出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民国22年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积极参与酝酿和组织工作，就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省公路局局长，同时负责组建“生产人民党”，旗帜鲜明地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闽变”失败后，不得不避居香港，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发表《全面抗战从今开始》等文章，提出“联合抗战、武装抗战”的新口号，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事业。后来，他从香港回到南京，南京沦陷后又撤退到武汉，四处奔波，始终不渝地热心于抗战事业。

林植夫同叶挺将军是忘年深交。民国27年他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投身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林植夫代表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108师谈判。他坚持原则，同国民党有关部门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未获得理想的后果，而且同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一起被俘，作为“死囚”，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特务头子张超曾亲自传达蒋介石对他的劝降口谕，要他写悔过书，但他说：“抗日无过，我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利诱，宁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达5年之久。相反，他还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协助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系难友的工作。有一次在放风时，叶挺将军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嘱咐他万一能脱险，请代他送给党组织。可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保留住这张小纸条。抗战胜利后，经组织的营救他侥幸出狱，仍然念念不忘这一张小纸条。他说：这是最遗憾的事。一直到他病逝，还为没能保住纸条而悔恨不已。

民国36年，经何公敢介绍，林植夫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据《福建盟史》记载，是年，林植夫、陈矩孙、周问苍、林希谦等人就已经在福州成立民盟小组，翌年3月，正式成立民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负责人便是林植夫。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林植夫领导福建盟员转入地下，同中共并肩战斗。据老盟员赵家欣回忆，当时林植夫指定周问苍同他单线联系，有时还亲自到开元路他的寓所里布置任务。民国37年冬，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换人，林植夫装作到街上蹈躞，拐到赵家欣的家里串门，布置说：“省政府人事更迭，要趁机把《福建日报》掌握过来。”他还亲自布置英华中学学生会负责人何方生等人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以及组织英华中学发动“民主墙”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大醒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因此林植夫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被列入黑名单。他不得不在朋友的帮助下避居到香港去，行前他还找到赵家欣，嘱咐他多保重，必要时到香港去。民国38年1月，林植夫由香港转道解放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同年8月17日福州解放，9月，上海市长陈毅指示他回福建主持民盟组织，在党外发挥作用。他即回福州，成立民盟福建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后，林植夫历任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

林植夫因在上饶集中营被囚禁长达5年之久，身体极度虚弱，1965年终于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好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死之后，如果医学上有需要，就拿去解剖，解剖后拿去化灰当肥料。”他视死如归，态度积极乐观。同年10月28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等联合举行公祭，肯定了林植夫爱国、民主、进步的一生，指出他的一生，曾经走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后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和长期革命实践。此外，他还经常用“老马”的笔名发表杂斗争的实践，终于走上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文，正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对派的贪污腐化，唤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