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行志（1917.08~2009.02），男，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原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筹备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原副主任，前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驻伊拉克大使，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文名：赵行志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武进

出生日期：1917年8月

逝世日期：2009年2月20日

职业：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

毕业院校：陕北公学，晋东南抗大一分校

信仰：共产主义

赵行志（1917-2009），江苏武进人，大学文化程度，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陕北公学和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曾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会计、民运干事、组织干事，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警卫旅二团政委。1949年5月，参加接管上海工作，任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秘书主任。以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人事处处长、部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处长，市人事局副局长，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副组长，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12月起，先后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中国驻喀麦隆大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1976年12月，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侨副主席。在任副市长期间（1977.1-1983.3），分管外事、体育等工作。1986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原副市长，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原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赵行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2月20日4时3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2岁。

赵行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王刚、王岐山、李源潮、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曾庆红、吴官正、令计划、华建敏、陈至立、严隽琪、孟建柱、曹建明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2009年2月27日上午，各界人士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赵行志同志送别。

俞正声、韩正等向赵行志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

赵行志同志逝世后，送花圈、花篮或发唁电、唁函悼念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部等，以及张劲夫、彭冲、钱其琛、倪志福、韩杼滨、陈锦华、徐匡迪、杨洁篪、赵启正等。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同志，赵行志同志生前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和家乡的有关负责同志，赵行志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也前往送别。

赵行志同志，1917年8月出生于江苏武进。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起在陕北公学分校、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

1939年5月起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会计、民运干事、组织部干事，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后勤部党总支书记、组织部副科长。

1945年12月起任华东军区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特务团政治处副主任、警卫旅二团政委等职。

1949年5月至1950年8月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党委副书记、秘书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党委副书记、人事处长。

1950年8月起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处长、人事局副局长、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市体委党委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副组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960年8月至1961年12月在中央调查部学习。

1961年12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

1966年10月至1970年12月遭受迫害。

1970年12月至1976年11月任外交部亚非司核心组副组长，中国驻喀麦隆大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

1976年12月至1977年1月任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成员。

1977年1月起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

1986年3月至1992年12月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赵行志同志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赵行志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早在青年时期，他深受父母兄长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从香港奔赴延安，追求民主平等和民族解放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奉献了青春年华，对党忠贞不渝。上海解放后，他随部队进城参加军管，在文管、财政、人事等战线上，为新上海经济文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在外交等领域工作期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独到见解，为中央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意见。在“文革”中，他虽然遭受迫害，仍然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在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意见，为扩大上海与世界的友好交往，密切国际间交流合作，不断提高上海竞技体育运动水平，调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热情参与上海建设的积极性，为发展上海政协事业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行志同志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赵行志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特别注重研读原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党性强，品行正，坚持真理，矢志不渝，一身正气，襟怀坦荡。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革命情操。

赵行志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抗日救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17年8月，赵行志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利用与国民党四川省长张群从小同窗好友的关系，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多党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母亲曾沉着应对宪兵搜查，掩护在家开会的共产党人。他的三个哥哥思想进步，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二哥赵忍安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创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来、钱瑛领导，他以武汉合成银行行长的身份为掩护，潜入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上层，为党送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其“西装革履，高大英俊，夫人翁和新旗袍烫发，漂亮高雅”，被当地人称为“中共地下党中的一对‘金童玉女’”。至今武汉市的不少老同志还对之赞美有加。

受革命家庭的熏陶，青年时期的赵行志勤奋好学，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7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只身从香港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1938年底，他随徐向前同志到山东沂蒙山八路军115师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的浴血奋战。

1941年冬，日寇集中兵力对山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军除帮助老百姓安全转移、坚壁清野外，还派得力干部将机密文件秘密埋藏。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赵行志，并郑重叮咛：克服艰险，完成任务。次日清晨，鬼子进村，部队掩护老百姓转移，赵行志与老班长迅速挑起两筐机要文件向后山奔去，翻越两座大山在树林隐蔽处，掩埋好文件。走出没多久，被鬼子发现，他随即掏出手枪向鬼子开火，掩护老班长转移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历经风险后终于回到部队……

随陈粟大军解放、接管上海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赵行志随三野部队在江苏丹阳作短暂休整，听取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等领导关于解放、接管上海的入城纪律和稳定物价、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的报告，随部队进入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宣告成立。赵行志任市军管会文管会党委副书记、秘书处处长，兼市军管会人事处处长。同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赵行志任市人事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文教办、市体委、市外办等单位的领导，为上海的治理整顿、恢复生产、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驰骋外交，勤奋工作，献身使命

1961年，赵行志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他与同事们一起，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影响，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他回忆说：“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我们夫妇经常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家做客。每次到他家，他都会在家中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以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和祝愿。”

1967年初，一些大使对造反派揪斗陈毅同志很不满，并担心周总理的处境。大使们约定起草向造反派开战的大字报，由仲曦东、曾涛、康茅召执笔，赵行志抄写，开始是耿飚、黄镇、仲曦东、曾涛、康茅召、赵行志等7人签名，后又有19人签名。这就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26人大字报”。这批人后被“四人帮”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并将前7人批斗了好几个月。因这7人都高大魁梧，头发花白，昂首挺胸，不畏强暴，故被人称为“外交部七君子”。

1971年7月，为加强非洲的关系，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赵行志任中国驻喀麦隆共和国首任大使。1972年8月，他陪同由喀麦隆外交部长樊尚·埃丰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3年3月25日，喀麦隆共和国总统阿希乔和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亲切接见，并签订了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协议，加深了中喀人民的友谊。随后，阿希乔总统一行在中国陪同团徐向前、何英、赵行志的陪同下，先后对上海、杭州、广州进行了友好访问。杭州访问结束，赵行志身体不适，徐帅劝其留下治疗，但他考虑，身为驻该国大使，应完成任务，不辱使命，故坚持陪同。第二天中午，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后，他高烧达41度，尿血，已处于昏迷状态，被人用担架抬下飞机。对此，徐帅十分焦急，电告中央速派医疗小组来穗抢救。当晚，经赶到的医疗小组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确诊，他患了非洲疟疾，而国内不生产此药。徐帅急派人赴港买药，但香港来电无货，抢救陷入困境。此时一药剂师反映，60年代初，广州东方红药品研究所曾为在热带丛林中作战的越南人民军研制此药，效果不错。真是“柳暗花明”，该所还有此药。经一个疗程的服用，他身体康复。1974年7月，阿希乔总统接见即将离任的赵行志大使，并亲自赠送他一根用非洲紫檀木雕刻制作的手杖，以表彰他为喀中友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74年8月，赵行志任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在任期间，他深入了解、分析研究伊拉克民情、国情和政情以及海湾形势，并提出真知灼见和建议，为中央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

开拓创新，呕心沥血，勤政外事

粉碎“四人帮”后，赵行志调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组同志们一起积极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平反冤假错案，及时起用老干部，落实各项政策，为稳定局势，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后，坚决贯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提出了不少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扩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赵行志到市外办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有的同志担心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会随之进来；有的同志对社会上出现的喇叭裤、牛仔裤、美容化妆等持反对看法。赵行志在肯定大家敢于提出意见的同时，对一些模糊的思想进行开导，他说：“改革开放就必须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才能国富民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敢于引进，为我所用。喇叭裤、牛仔裤算啥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将会更加鲜艳美观、丰富多彩！”一些外办的老同志，如今回想起他当初的这番话，敬佩不已。

为建立和发展上海同一些国家城市的友好关系，赵行志数次率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出访，先后访问了日本横滨市、大阪府、奈良市，美国旧金山市，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与各国市长签订友好城市协定、参加庆祝友好城市周年活动等，有力地增进了上海同各国人民的友情和合作交流。

1979年访日期间，日本记者采访赵行志：“来日本访问，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深有感慨地说：“日本是一个岛国，土地有限，但日本人民勤劳智慧，敢于向大海要地（填海造地），向空中要路（高架交通）。”回沪后，他向市委作了访日专题汇报，提出改造上海的交通除拓宽马路、打通瓶颈外，建议在几条交通主动脉上建高架道路、发展轨道交通，以彻底改善上海交通拥堵不畅的顽症，造福于民。这一建议，引起市委的高度重视。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倾力支持努力下，而今上海的城市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先后建成内、中、外环线，轨道交通里程已达42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交通，一定会让上海生活得更美好”！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大批外商来沪投资洽谈，上海的酒店、商务办公楼，显得捉襟见肘，已出现一些外商“白天上海洽谈，晚上苏杭住宿”的窘况。为此，赵行志在市委办公会议上建议，加大上海酒店和商务办公楼的规划和资金投入，加快建设步伐，以适应上海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市委及时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联谊大厦、华亭宾馆、贵都大酒店、花园饭店、希尔顿大酒店等商务办公楼、五星级大酒店先后落成，为扩大上海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商务环境。

殚精竭虑，思想前瞻，发展体育

解放初期，赵行志任上海市体委领导；粉碎“四人帮”后，分管体育工作。他不仅将上海的全民健身活动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颖超前的体育竞技思想，为上海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深入发展、不断提升，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并参加国内、国际各项比赛的准备会。对排球，他首先提出了“两次球”（即二传一次到位，主攻二次扣死）的技术思想，以杀对手措手不及，并建议二传点位多变，攻击前后左右，多点扣球，以打乱对方阵脚，乱中取胜。这一战术思想，经演练，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当时，上海男女排球队如虎添翼，多次夺得全运会和国内联赛冠军。对乒乓球，赵行志提出了“近台快攻，两面起板，发球多变，一板打死”的十六字方针，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回忆说：“赵老的这十六字方针，至今对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仍很有意义。纵观乒乓球发展史，打球不讲道理，都是一板打死。当时，如不结合中国人的特点，深入研究，没有超前思想，是不可能提出这一思路的。我对赵老很敬佩！”

赵行志不仅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关怀运动员，对他们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给予尽力帮助。1980年，郑敏之的丈夫患病想来沪治疗，但因对上海的情况不熟，无奈之下，她写信向赵行志求助。为此，赵行志十分重视，及时联系医院，请专家会诊，并上门看望，经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其夫身体好转。离沪前，赵行志特去看望，鼓励他们：“养好身体，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再做贡献。”回忆此事，被誉为“乒坛报春燕”的郑敏之眼中饱含泪水动情地说：“想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么平易近人，关心他人，真是大得人心啊！”

当年，赵行志率领的上海市体育代表团在第一届、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数十枚金牌，同时为国家队输送了许多优秀运动员，得到中国体育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心系百姓，关注民生，体恤民情

赵行志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各级领导要心系百姓，体恤民情，化解民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他要求信访部门和秘书要认真、细心、及时地处理人民来信，凡是群众写给他的重要信件，他都亲自阅批，要求秘书及时转请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并督促落实，使群众的来信做到“桩桩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以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批冤假错案平反落政。但“文革”中，被查抄的一些贵重文物、图书等物品，发还迟缓。一些市民写信向市领导赵行志、裴先白反映，希望能尽快将查抄物品归还原主，取信于民。赵行志、裴先白对此很重视，经了解情况后，及时向市委汇报，提出落实专门部门，尽快发还的建议。经市委研究决定，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清理造册，尽早将“文革”查抄物品归还原主，并发文提出具体措施。通过市有关部门采取原物发还、开仓认领、经济补偿等方式，及时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尤其是，由上海博物馆代保管的从大收藏家、统战对象家查抄的文物，基本悉数归还原主。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刘靖基还将归还的40件文物珍品无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据统计，上海共清退“文革”查抄文物、工艺品67万余件，古籍、图书236万多册，对无法找回的文物、工艺品和图书，补偿1902万元人民币，有6.56万户落实了政策，占总数的近98%。上海对查抄文物归还政策的切实落实，不仅化解了民怨，理顺了民心，而且得到中央的肯定，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赵行志担任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期间，还注重调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热情参与上海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台商来沪投资办企业，一些台商还在沪安家立业，成为上海女婿。但是，他们来信反映，孩子难以就近入学之事成了他们的烦心事。赵行志看完来信后，认为台商反映孩子就近入学的问题，看似小事，实是大事，并批请市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为台商做好各项服务，以解除他们的生活之忧。为此，不少在沪成家台商的子女较好地解决了就近入学等生活问题，得到了在沪台商的广泛赞誉。

老骥伏枥，扶贫帮困，共创未来

赵行志离休后，还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赵行志夫妇数十年来，不断为延安、沂蒙山革命老区捐款捐物，资助办抗大中、小学校、建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打深井建水窖等，还为遭受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捐款捐物。2000年，他担任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顾问，为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满腔热忱地进学校、下社区、到企业，向青少年讲述人生价值、弘扬中华美德，并题字勉励全市中小学生：“写好中国字”、“学海无涯勤作舟”，表达了一名老战士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