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权法师，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〇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于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静权法师五十余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于该寺香光茅蓬侧。

中文名：王寿安

别名：静权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

出生日期：1881年

逝世日期：1960年

职业：僧侣

静权法师，讳宽显，号实庵，籍贯浙江省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一九○五年师二十四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山国清寺，从师祖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当时任种菜园头。勤苦劳动，余时夜有月光，则借月光读经。师貌肃志紧，性行质直，有愿博究三藏，向往宁波观宗寺，亲近谛闲老法师，受学天台教观，造诣深入，慧解经藏，解行并进，得谛公器重，在观宗寺弘法研究社，任辅讲。至一九二一年任主讲。十馀年於诸方弘法，诲人不倦。

可、静、二公《灵塔合?》说∶「国清寺乃隋智者大师命建古刹，台宗祖庭，历代法盛，具壮志乘，迄清乾隆宝琳珍祖中兴禅道，东南宗风盛极一时。」至民初轮及可兴和尚，法象尚盛，退後十馀年，寺规渐衰。一九三○年寺僧长老和县诸绅合请可公复任，静权法师虑古刹久抒不易，慨复升座，即邀静权法师为座主，同整规模。一九三一年首讲《法华经》，遂立天台山佛学研究社，四方学者，闻道聚集，络绎不绝。同年十月，宁波姚北金仙寺亦幻法师敦请静权法师莅寺演讲《地藏经》，当时弘一法师适驻锡该寺，曾参席听经，闻其阐扬教理之际，弘师感动，潸然泪下。故众赞「活地藏」之美称。佛学研究社学僧，在静权法师坚持不懈讲授下，天台教理水平普遍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发展。培养出不少教观僧才。不到十年，国清寺百废俱兴，焕然一新，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静权法师讲演经教，善於消文释义，发音准确，口词清楚，音声宏亮，辩才无碍。四威仪中，结跏趺坐，仪容无比，令人敬仰。其时学人曾亲聆《法华经》、《楞严经》诸经，静权法师讲授对学僧启迪智慧，颇受效益，如珍惜粮食，常引唐李绅《悯农》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明粮食来之不易。人以食为天，若无粮食，即不能生活。故对学僧予以爱惜粮食教育，获得实际成效。静权法师讲《地藏经》、《盂兰盆经》等孝经，常引古人诗文，孝敬父母、师长之教导，世间孝如《文帝劝孝诗》说∶「恩大如天不可忘，恩深何以报高堂，追思父母劬劳苦，罄笔难书泪一行」。出世孝如释迦世尊、上升仞利天说《地藏经》为母摩耶夫人说法、得须陀洹果（即初果、断三果见惑烦恼，预入圣人之流）。

静权法师德高望重，有些名山大刹，欲借重其道望，兴隆常住，因而各方纷纷请任住持；但静权法师立志不做方丈，对诸名山大刹凡力所能及者，无不设法维护。例国清寺，目前法轮常转，海众安和，即静权法师长期驻锡弘法，严己律人，整肃寺规，为人师表留得功德。

静权法师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协助可公住持，对国清寺进行扩建金刚殿两边楼房大寮作场柴间浴室，新建迎塔楼、安养堂、清泰居、光寿轩、鱼乐池（即放生池）园、清心亭等。一九四○年又新建了妙法堂、静观堂、虎啸堂、三贤殿、香光茅蓬，全寺於十年中，旧颜换新貌，全新佛像庄严净土，历年传戒，常演经典，道风远振。至今国清寺僧众对中兴祖庭之丰功伟绩，称颂不已。

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静权法师有感於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至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经》诸经，倡导抑恶扬善，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抗战胜利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邀请到杭州大通寺讲《无量寿经》、灵隐寺讲《地藏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等，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是胜利後空前之弘法盛举。

新中国诞生後，一九五○年杭州法云庵又请讲《药师经》後，上海法藏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莅寺讲《地藏经》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静权法师在宣讲经义时，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讲经将圆满之际，该寺全体僧众和上海佛教界居士等恳切留静权法师驻锡，任法藏寺主讲。因建国初期，静权法师之同参，法藏寺创始人－－天台宗尊宿兴慈法师圆寂後，静权法师从此於法藏寺主讲，演讲经典教多。但静权法师以度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不怕疲劳，仍游化诸方。静权法师青年出家後，苦志教研，精通经义，并有教深文学功夫，但讲经弘法，不著书立说或作注解。弟子中有劝著作者，静权法师总自谦回答∶「我讲经都依据祖师之见解，自己对佛法无心地功夫，有何书可作」。

一九五七年静权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由於自知年高，应天台国清寺两序大众一再请求而回山安养。

总结静权法师五十馀年来，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安详示寂西逝。春秋八十岁，僧夏五十六岁。造塔於该寺香光茅蓬侧。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仙居县令余丽元在县内创建“崇正、丽正、蒙正、经正、居正、养正、启正、诚正”之“八正”义塾。丽正义塾作为官府创办的义塾，由县令余丽元亲自督办，并自己捐资三百千作为

办学经费，聘请的先生都是县内较有影响的饱学儒士。光绪年间，一位叫王寿安的少年负笈来到丽正义塾，少年来自本县陈岭陈坑口（今划归永嘉县），追随从县城来的名儒朱云卿老先生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少年读书很刻苦，聪慧灵光，朱老先生认为他日后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少年追随朱老先生在丽正义塾以及县城蒋宅里私塾寒窗苦读十余年，在老先生眼里少年王寿安会像当时多数的儒生那样步入仕途，实现儒生们“修养齐治平”的人生抱负。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整个清王朝发生了震荡。这一年事实上是中华民族步入近代的分界线，让中国人真正感到世局通彻骨髓的裂变，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以宋明儒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顿然瓦解，不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开始反思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念。整个国家如此，涉及到个人就将如何呢？

清朝末年的时局越来越动荡不安，国是日非，学政腐败，官府贪墨之风甚深。作为希翼仕途的儒生们对此不得不开始彷徨犹豫。王寿安屡考秀才不中，笃信佛教的父亲王贤堃认为“此乃前世未修”之故。这对少年王寿安影响很深，便开始积德行善，将自己继承的全部家产十二亩田地，以五亩捐助给家乡黄皮村塾，用作扩建校舍。以五亩田变卖加上家里其他浮产，在黄皮至龙潭坑、章山一带要冲独资建造一座石拱桥，以方便临近山民的洪水之患。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王寿安第三次参加生员考试落第，加上父亲王贤堃又驾鹤仙逝。父亲的仙逝对王寿安的精神打击很大，遂赴黄岩多福寺出家，同年秋转天台国清寺披剃受戒为僧，礼授能和尚为师。取法号为宽显，字静权，以字行。

两年后，静权转入宁波观宗寺，师从弘法研究社主讲谛闲法师④研究天台宗教义。谛闲法师为国内著名高僧，门下弟子众多，静权汉学功底好，又刻苦钻研经义，深受谛闲法师器重。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谛闲法师已年迈，同时应请外出讲经，禅让静权为观宗寺主讲。静权深得谛闲法师衣钵，对天台宗教义领悟深透，接任观宗寺主讲后，名声渐隆浙东。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应天台县政府和当地士绅的环请。静权法师与在苏州灵鹫寺的可兴和尚⑤重返天台国清寺。静权和可兴约定，可兴任国清寺十年住持，静权则为经社十年主讲。当时，国清寺庙宇破败，天台宗佛教教义式微。在谛闲法师的支持下，向当局力争“易禅为教”，为恢复国清寺的台宗祖庭地位，静权法师倡议设立天台宗佛学研究社，自任主讲，造就僧材，重振宗风，出现了“教规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

静权法师深谙佛教经藏，精通天台宗教义，讲经不看经卷，却能感人至深。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天，静权法师在慈溪鸣鹤场金仙寺讲《地藏经》，弘一法师曾侍讲席。每当静权法师讲经忘我之时，弘一法师深为感动，潸然泪下。在当时，静权法师被认为国内佛教界少有的讲经法师，在他坚持不懈地讲授下，国清寺僧众对本宗的教义的修养和法相的解说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对于佛门戒律也得到自觉遵守。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朝拜，自愿乐助，为国清寺的中兴做出巨大贡献。而静权法师却居功不骄。成名益谦，坚持不做寺主，不收门徒，专主讲筵。

在静权法师与可兴和尚的努力下，国清寺数次扩建，逐渐兴盛。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金刚殿及两座僧寮修建落成。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建造了迎塔楼、安养堂、兴千僧斋。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扩建妙法堂、静观、三贤殿、栖莲居、光寿轩、清心亭、鱼乐池。翌年，重修天王、韦陀两殿。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香光茅蓬、栖隐居先后建成。十余年间，国清寺百废俱兴，道风远播，寺貌蔚为浙东之冠。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危难之时，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赴仙居、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妙法莲华经》、《护国》诸经，动员浙东众佛教信徒奋起爱国抗日。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三月，由台州行署专员杜伟邀请返回仙居，在东门体育场祭祀浙江新昌黄坦战役阵亡将士，祈祷世界和平，各界人士数百参加。并在城内孔庙讲经半个月。此时，静权法师心系民族国家，当年在丽正义塾读书的时候一直想“学而优则仕”，而今是用佛法来唤起桑梓。走了半生不过是从后院的丽正义塾走到前院的镇兴寺，儒家与佛家不过是隔了一道矮墙。

抗日战争胜利后，静权法师先后到杭州灵隐寺、慧心庵，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名寺讲经弘法，阐扬《妙法莲华经》、《楞严经》典义。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以后，受聘于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以及无锡居士林等佛教团体。主讲《大势至过通章》、《藏经》等。经上海佛教界人士挽留在上海法藏寺居住，与赵朴初先生相交甚笃。此时，国内高僧谛闲、弘一、太虚法师等均已先后圆寂。静权在江浙两省和沪上的佛教界中名望日盛，皈依的徒众遍及华东，遂被尊为国内极有威望的高僧。

解放后，静权法师作为上海佛教界的领袖之一。1953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1954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同年被推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同年兼任中国佛教学院副院长。晚年，静权法师归隐国清寺，闭门谢客。1960年10月22日，静权法师以八十高龄示寂于国清寺，身塔于香光茅蓬内。

静权法师虽然文字功底深厚，对天台宗的教义造诣极高，但是他不愿立文字，传世的有《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义》、《地藏略解》、《至圆通章》等著述，都是他的僧徒们在他讲经时记录成书的。

静权法师幼年即入村塾读书，能诗善文，儒学造诣颇深。但与功名无缘，屡考秀才不中。后父亲病故，他悲伤忧郁，感到世事无常。于是将家产一一理毕，就投到本省天台山国清寺，拜在授能和尚门下，出家为僧，法名宽显，字静权。这时是1905年，法师25岁了。不久法师辞别师长到宁波，投到谛闲法师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时谛闲法师门下英俊云集。静权法师本来有儒家基础，经过十年刻苦学习，成绩显著，学业优良。谛闲法师把观宗弘法社主讲的重担交付给了静权法师。从此后，法师便以讲学讲经为己任，声名鹊起，逐渐蜚声浙东。

静权法师精通经论，熟研佛理，德高望重，一些名山大刹请他当住持，法师立誓不做方丈，他虽不贪慕虚，但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所以，除了讲经说法对世人救心之外，对于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设法维护。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创建于隋朝，是天台宗创立人智者大师的道场。l930年，静权法师因此山礼祖时，见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叹不已。恰好此时可兴和尚来任这里的方丈，请法师驻锡弘法，共图复兴。法师概然应允，经他提议设立了灵台宗研究社，以重振宗风。法师自任主讲，指导学僧深入研究天台教观，数年以后，成就显著，形成了教观并重，讲修双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国清寺出现的新气象，使远近的四众都来参学朝拜。在静权法师的主持下，从1932年到1937年间，又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韦殿、金刚殿和两侧的配套厢房、迎塔楼、斋堂共十几处。1937年到1940年，又新建于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的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清净庄严。至今该寺的僧众对静权法师的丰功伟绩，还念念不忘，称颂不已。

静权法师一生致力于讲经说教，由于他国学根基颇深，又加上出家的深钻细研，尤善天台教义。所以，他从1921年一直到1960年入灭，其精力全部放在开座讲法上。在1921年至1937年间，以所居的观宗、国清两寺为主要讲坛，主要着眼于培养学僧，讲授的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莲华经》，培养了一批对天台宗有较深造诣的法师，对以后天台宗前发扬光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静权法师的讲经说法，并不是仅仅对佛法、佛理本身的演绎，而是以出世之心，谈入世之事，用佛陀的智慧去诱发众生的真智见，进行大启示。故法师能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抗战时期走出寺门，到江浙一带名山大寺和居士团体等处说法，运用讲经之机，启发佛教界抗日救国。他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就是针对日寇侵略我国，生灵涂炭，国难民危的具体情况，阐明只有“护国”才能安稳教义的道理，并藉此开导佛教徒要热爱祖国，参加抗战。

由于静权法师在俗时攻读儒学，所以颇能接受儒家的孝道。《地藏》一经即是记录了释迦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抗战胜利后的时间里，静极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云游四方，随缘化生，教化的重点是在家的信众。因此，他主要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本生在世间，是离不开众缘的。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家的信众的修行，不是离群隐世索居的修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处理好一些事务，在烦恼中求得解悦，这是普通人所必须面对的，不能避的。法师的选择正是出于此。静权法师由于对《地藏》一经研究得非常精微，所以在当时的讲经独步天下，尤为精采，有“活地藏”的美称。每当开讲此经，法师总是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两目下垂，不看经本却侃侃而谈，对经意和故实疏理得细密有致，井井有条，毫无遗漏，听者无不为之叹服。

建国之初，上海法藏寺的兴慈法师圆寂后，该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临该寺讲《地藏经》和《愣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法师讲经期满以后。该寺僧众和上海佛教界恳切挽留，任法藏寺主讲。从此静权法师在法藏寺讲经较多，但仍游化诸方，一直到他西逝之前，应天台国清寺的僧众一再请求才回山息养。

静权法师1960年12月20日圆寂，在寿80岁，僧龄55岁。法师一生由于参破俗世的一切，对事情重在实质，而不徒追求外在形式，故一生以弘法利生为己任，虽兴寺庙而不当主持；虽毕生弘教讲经却力图隐姓埋名；虽精通经论而不著书立说。法师文字功夫颇深，以他的经论的告研习与独到的见解，著书立说应当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法师坚持不肯开笔，犹对讲经弘法不知疲倦。对于他来说，能将经典的深奥妙义用圆融的意理灌输到佛教徒与信众的心里，滋养他们干涸的心灵，使具有佛性的众生能从慈门入，一睹佛门的庄严美妙之殿堂，从而把握难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不致有入宝山而空手归的遗憾。因此，他总是自谦地说：“我说经，都是依据祖师的见解讲的，而自己对佛法没有新的心得，还有什么书好写呢！”这是何等谦虚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