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东的工农运动，曾担任过党的基层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作。193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3月底，任省委委员。他经常往来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一带指导工作，并主持出版《广西红旗》周报。1932年春，到东江特委参加武装斗争。同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根据地田乾村召开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

中文名：邓拔奇

别名：邓岗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广西怀集（今属广东）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32年10月10日

职业：革命者

毕业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广西红旗》

自1901年先后入本乡私塾、县立高等小学、县立中学读书。1921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补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2年秋，考进厦门大学攻读法律。1924年1月，中止学业前往广州，组织“怀集留穗同学会”，加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到广宁县领导青运工作并担任县团委书记。1926年，根据组织需要，放弃考取了的苏联中山大学的学习机会，留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经常为《疾呼》撰写文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东的工农运动，曾担任过党的基层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作。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遭到破坏。1927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派他同廖梦樵到梧州，组建中共广西地方执行委员会，任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恢复广西各地党的组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同年9月曾同黄启滔等领导发动苍梧道四县农民武装攻打桂平县城，后转入十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10月，继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

1928年1月，地委改称特委，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领导特委抓紧整顿各级党的组织，训练干部，发展党员数百名，秘密组织农民武装。6月1日在贵县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改选特委，推选朱锡昂任书记。他兼玉林地区巡视员，任常务委员。1928年9月担任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委员。他积极做好发展党组织工作，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建立了广西工农武装。11月因省临委机关在梧州被破坏，他去怀集、贺县、钟山、桂林、柳州等地巡视指导工作。12月后到玉林同朱锡昂等组成广西临委办事机关继续领导全省革命斗争。不久离开广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9年初，党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因工作需要于同年9月回国到广东省委机关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

邓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省)甘洒乡高富村一个殷实之家。父亲邓若星是清末秀才，为人刚直，不慕官场。母亲伍氏勤劳俭朴，为人宽厚。邓拔奇是长子，有弟、妹三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邓拔奇在读私塾时就好学诗画。1915年，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学习勤奋，课余常爱在父亲经营的“振兴书店”里看书。因此，他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都学得不错。受其父性格的影响，邓拔奇嫉恶如仇，憎恨这个黑暗的社会；同时，又如其母善良、宽厚，深深同情处在重重压迫和剥削下的劳苦大众。

中学时代的邓拔奇已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一个追随时代潮流的爱国青年。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讲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1919年10月1日，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经常率领学生上街、下乡演讲，号召各界一致抵制日货，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弘扬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旧礼教。

1921年7月，邓拔奇中学毕业，次年春到上海。在沪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两广留沪同学会组织的进步活动，开始较系统地研读《新青年》、《共产党》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刊，思想为之一新。是年秋，他考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攻读法科。他积极参与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组织的革命活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暑假，邓拔奇回家度假，父母亲要为他完婚，并以断绝上学经费相逼迫。为继续求学，他违心同意结婚。拜堂那个晚上，他对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这不能怪你，这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压迫与束缚的结果。我是许身于革命事业的青年，我要继续求学，不能在家伴陪你。如果你愿意回娘家，就请你回去，可以另嫁。如不愿回去，我决不强迫你回去，留在我家，我一定要求父亲送你去读书。女子也应该和男子一样有读书和独立的权利。”他为妻子起学名叫谢惠民。在邓拔奇的坚持下，其父终于同意把谢惠民和妹妹送到县城，请了一位教师到“振兴书店”教她们读书识字。

1924年7月，邓拔奇辍学奔赴广州参加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共产党员毕磊为会长)所领导的宣传队，并任小组长。他联络在广州的郑作贤、梁盘石、陈嗣炎、梁钟琛、邓卓奇等进步青年，成立了“怀集留穗同学会”，出版《怀集青年》，起草和发表《告怀集青年书》等文章。邓拔奇在文中疾呼：青年要猛醒，做革命先锋。这时期，邓拔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由团转党。

1925年春节后，邓拔奇奉命调到广宁县开展团的工作。五卅运动中，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回穗参加声援上海罢工斗争的工作。6月23日，他和梁钟琛等人参加了广州各界10余万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面对英帝国主义的疯狂扫射枪杀，他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遭难的同胞。7月，他带领邓卓奇、陈知我、梁钟琛等返回怀集募捐，得600银元汇寄省港罢工委员会。不久，共青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到广宁县担任团的负责人。他与国民党广宁县党部青年部长孔令淦(共产党员)密切配合，在农运学运中积极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成立近20个支部；接着改组广宁团支部为共青团广宁地方执行委员会，他担任书记。后来，邓拔奇被派回怀集领导青年和农运斗争。他先是在自己的家乡高富村一带，宣传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白天，他与进步青年邓惠奇等与农民劳动，晚间又逐户寻访，进行社会调查，动员贫苦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在他指导下，成立了高富村农民协会。在成立会上他发表了生动的演说。会后，邓拔奇带领群众游行，晚上演出宣传农民运动的白话剧。次日，他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召集当地乡绅开会，宣布农民协会章程和实行二五减租。尔后，又发动农会的农友们修筑三处水坝和石桥，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力量。这期间，邓拔奇向中共广东区委报告了怀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派农民代表到广州，向广东省农民协会请求派员来怀集指导成立农民协会，扩大农民运动。

1926年1月，邓拔奇被派往梧州参与组织各界进步青年报考留俄孙文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被推选为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梧州临时办事处五位干事之一。2月，他带领被录取的留俄学生40余人赴广州，在大东路可园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开设的留俄预备班补习俄语。学习期间，他与廖梦樵一起创办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会刊《疾呼》等杂志，发表大量革命文章。邓拔奇还在留俄广西学生会中建立了中共组织，介绍了胡炳琼等一批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在启程出国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顾及大局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这次留俄学习的机会。

1927年5月，邓拔奇受命于危难之际，潜赴梧州，与廖梦樵、黄士韬等成立了中共广西地委，邓拔奇任地委委员。他机智沉着地奔走于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玉林、平南与桂平之间，为整顿恢复广西地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系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深入浔州四属农村，指导宁培瑛、苏其礼、胡奕卿等发动了桂平、平南、武宣等县农民的武装暴动，给新桂系军阀的“清党”屠杀政策以沉重打击。武、平、桂农民暴动失败后，他又和宁培瑛、黄启滔、苏其礼等布置善后工作，指导各县党组织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使失败后的武、平、桂农村革命斗争又重新活跃起来，农民群众的情绪高涨。

在1927年广西地委秋义的计划无法实现后，邓拔奇在桂平县的白额、烂泥两村重建地委机关，健全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11月26日，广西地委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迅速发动暴动，牵制新桂系军阀部队入粤，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立即召开地委会议，制定广西冬暴计划，决定以平南县劳五区农村为暴动基地，由地委委员宁培瑛负责，他自己则在桂平负责全盘工作。会后，发布了33条《我们的口号》，号召广大群众积极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消息传来，劳五农军举行暴动，袭击了平山团局。翌年1月中旬，劳五暴动失败，宁培瑛、陈平、李修其等40余人壮烈牺牲。广西地委冬暴计划未能实现。

1928年1月24日，中共广西地委奉党中央命令改为特委，邓拔奇担任特委书记。这时，新桂系军阀正在大举“清乡”，残酷“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游击队和农军武装。为打破“清乡”，邓拔奇总结了冬暴以来的斗争经验教训，制定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确定地委斗争总政策是“用党的力量去发动群众暴动，在暴动中训练同志，并吸收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去发动广西的群众暴动，动摇反动的政策”，发动农民参加秘密农会和农民自救团、农民自卫军、从开展小规模的斗争入手、引导农民举行反抗“清乡”的大暴动。他和黎赤夫在平、桂农村开办干部短期训练班，印发通俗易懂的教材。邓拔奇亲自授课。在邓拔奇的领导下，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仅3月份就发展新党员250多人，至4月底达800余人。在平南、桂平、贵县部分农村建立了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共计数百人枪。

然而，斗争是极端残酷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3月，特委常委苏其礼、余济卿和贵县县委书记陈培仁被杀害，黄启滔领导的平、桂工农游击队在转移贵县覃塘的途中遭敌伏击损失严重。4月，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特委常委只剩邓拔奇一人。5月，他与玉林五属和南宁、同正等地党组织接上关系。1928年6月1日，邓拔奇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并代表特委作了工作报告。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四一二”以来广西党的斗争，健全和加强了全省党的领导机构，决定了广西党的斗争任务，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会后，邓拔奇作为特委巡视员到怀集县检查工作，健全了怀集县委。9月4日，邓拔奇在上海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建立省临委经费问题的预算报告。9日，又致信党中央，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估计了在梧州建立临时省委机关的困难性，认为领导机关和交通联络站、印刷厂要坚持小而多的原则。在这期间，广西各地党组织努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工作，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捐抗税斗争，党的组织建设也有好转。11月间，邓拔奇在梧州街上为叛徒昌景霖发觉，梧州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军警第二次破坏了临委机关，邓拔奇和朱锡昂、聂根虽机智脱险，但已无法在梧州立足，只好紧急分头转移，最后与朱锡昂在玉林县新桥榕木根村重建临委机关。

1929年1月，邓拔奇赴香港汇报工作，中央巡视员决定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里，邓拔奇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与同学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鼓励两广同学说：“我们都是许身革命的职业革命者，能来赤都留学深造不易，只有学有所成，来日回国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广西留俄学生莫佩琼(兰英)相爱，并经常互相鼓励，立志做个社会改造者，把人生献给党的事业。

1929年秋，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中央电令邓拔奇回国速返香港参加广东省委工作。邓拔奇抵港后，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梁钟琛经营的“南洋鞋店”建立了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络机关。

1930年9月初，中央南方局任命邓拔奇为代表，前往右江苏区传达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示。

193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遭破坏。2月2日，省委重建，邓拔奇担任省委秘书长。3月29日，广东省委改组为两广省委，邓拔奇为委员兼秘书长。他先后与李富春、蔡和森等省委领导人一起，为健全省委指导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营救被捕同志、救济殉难者家属、发展两广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时，党中央派莫佩琼由沪赴港协助邓拔奇工作，并批准他俩结为夫妻。他们住在省委秘密招待所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5月6日，两广省委鉴于“右江工作需加紧，决定邓拔奇即去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6月改为郁江特委)工作。

邓拔奇受命后，与莫佩琼稍做准备，即以生意人身份，经湛江、玉林到南宁。在南宁停留的几天里，还赶往吴圩指导革命斗争。然后乘船沿右江到达镇结、思林等县的红军游击区。这时，桂系军阀正对右江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交通中断，敌军严密封锁，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东兰、凤山苏区只好折回南宁。1931年6月15日，邓拔奇根据党的策略和当时的斗争情形，在给中共右江特委与红二十一师党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给右江苏区造成的严重损失，一再指示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和“实行工作上的转变”，以求集中全力组织恢复东、凤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这一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全右江的工作。

1931年9月26日至10月2日，邓拔奇在邕宁县吴圩七坡村主持召开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邓拔奇在会上指出：郁江党组织的总任务是冲破敌人的“清乡”、“围剿”。他还强调广西是农业的省区，“农民运动成了广西的中心工作之一，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只有重视农村斗争，才能促进广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他又在七坡村开办了为期五天的短期训练班，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以后他又在吴圩领导建立了广西工农游击队第五大队。在邓拔奇的指导下，郁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所恢复和发展。

1932年春节前后，两广省委决定调他到东江苏区参加大南山的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和秘书。他根据4月18日东江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制定出5至7月组织工作计划，纠正了过去东江党组织忽视组织工作的倾向。他带病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还参加东江特委《东江红旗》等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在《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文中，他用极浅显的语言，从革命人生观、党性原则等八个方面阐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条件，号召共产党员要“认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为党工作”。

1932年秋，广东军阀陈济棠调张瑞贵、张达两个师以大南山为重点向东江苏区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每天都围山搜索，大肆焚杀，东江特委机关一天被迫转移好几个地方。10月9日晚，特委转移到田村，准备在10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不料，次日早上七点半，田村即遭敌包围，特委机关目标暴露，警卫部队仓促抵抗，掩护特委向陆惠苏区的方向突围转移，邓拔奇等三位特委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1930年3月，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红七军前委传达“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要求红七军离开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导致红七军受到严重损失。1931年初随红七军到达全州后，受红七军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香港被留在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去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