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的故事

邓恩铭到苏俄参观时，从面包分配标准中看到共产党员应该作出的表率作用，终生以此要求自己；他自身勤俭，并同侵吞党的经费的腐败分子进行斗争。

1922年邓恩铭到莫斯科后，受过列宁的接见。他在那里留下的终生最难忘的印象，是实行的每日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3/4磅。就此，他明确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在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邓恩铭掌管过党的许多经费。自己一直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家中多次向他索款，他只是回信说明自己“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长期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都穿那一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他又总是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全像是朴实地道的工人。当时山东省委的另一个负责人王复元却私欲膨胀，贪污党的经费，邓恩铭发现后予以严重警告，省委将此人开除出党。不过，邓恩铭对这个腐败分子的警惕性还不够高，未能有效防范他向当局告密。1928年末，王复元出卖了省委机关，邓恩铭因此时正在机关中而被捕。这个叛徒随后还当了捕共队长，总在道口巡查辨认地下党员。翌年8月，王复元被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除奸人员击毙于青岛中山路上。

从建党到牺牲的10年间，他有3年在狱中，曾组织难友越狱杀出牢房，上街后因身体虚弱且着囚服又被抓回，被指认出身份在刑场慷慨就义。

邓恩铭从小生活在能歌善舞的水家山乡，从小就爱编山歌，入学后又长于诗词，性格乐观开朗。他从事党的活动10年，三次坐牢，在狱中度过了3年，屡次受酷刑折磨，又患有结核病，始终不屈服，还经常撑着病体组织难友们唱歌读书。连关在同牢房的“土匪犯”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甘心听从这个病弱的文人指挥。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时，因济南政权处在更迭混乱之中而未被确定身份。1929年夏，邓恩铭得知接管监狱的国民党政府要清查共产党人，便和狱中党支部其他四人一起领导越狱。他根据难友身体强弱搭配编了三个小队，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锯条等工具，还让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

7月21日正值星期天，看守们多数下班，警戒松懈。利用这一时机，邓恩铭亲自指挥第一队，乘开门的看守不备，突然打倒他并迅速冲出。见狱卒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猛打，在看守们抱头捂眼乱窜时缴下了枪支。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着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和一些人因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头发甚长，未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来人认出他的身份。邓恩铭便慷慨宣传革命主张，在山东军阀韩复榘集体“枪决红匪”时，唱着《国际歌》上了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