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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遇害的真相

发布时间:2020-05-12 16:25:26

李兆麟遇害的真相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抢多更多的胜利果实,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军统特务迫害抗日将领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暗杀中共高级将领的案件。其中以抗日名将李兆麟因误中军统策划的“美人计”而不幸遇害的桃色事件尤为引人注目。

李兆麟将军是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1931年“9·18”事变后,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麟投笔从戎,置身于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1937年“7·7”事变后,李兆麟所在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仍为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率领北满抗日联军驰骋在“辽、吉、黑”的土地上,经过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彻底消灭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实现了“夺回我河山”的豪迈誓言。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赞扬,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屡建功勋的抗日名将没有牺牲在与日本鬼子拼杀的枪林弹雨下,却倒在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的血泊中,在令人义愤填膺之余,更让人扼腕叹息。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哈尔滨的政治形势异常混乱。一方面是国民党派了省府主席和哈尔滨市长来接收主权,并且大肆招募伪满军警做基本部队;另一方面抗联撤退到苏联远东的中国旅干部也回到了东北,而就在此时,李兆麟带领了一批干部前来哈尔滨与苏军接头。由于没有政权和自己的军队,李兆麟便依靠一些进步的民众团体与国民党周旋。后来延安干部来了,市委书记是延安来的钟子云,但部队还是不多。这时的斗争还是宣传战,国共两党还在哈尔滨协商全国国大代表的人选,李兆麟就是因为商量国大代表的人选问题在女特务孙格玲家中遇害的。

孙格玲出生于哈尔滨,父亲祖籍山东,母亲来自白俄,不同的民族的结合造就了孙格玲的混血儿的血统。孙格玲是哈尔滨女一中的毕业生,国民党来接收东北时她就投靠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当上了俄文翻译兼秘书。军统看中她的条件很好,让她假扮烈士子女,骗得李兆麟信任,然后在她家中埋伏杀手,待孙格玲用毒药将李兆麟迷倒之后,将他残忍地杀害。此时的李兆麟年仅三十五岁,身边还有两个幼小的子女。他的妻子也是抗联战士,孩子是在苏联营地出生的。

李兆麟之死固然源于国民党军统残酷的周密谋划,但他本人也不是没有责任,他去约会孙格玲的时候没有带司机和警卫员,是一个人去的,尽管去之前向市委请假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防范,对于一个在东北艰苦抗日环境里能幸存下来的高级干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确是深刻的教训。而且大批八路军干部战士到东北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当多人耽于享乐生活,不思进取,李兆麟现象并非个别。而且桃色事件被国民党大肆宣染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就相当被动。直到解放哈尔滨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破获此案,从而揭开了这个桃色案件的神秘面纱。

1946年3月9日下午,已经担任中共东北地区常委李兆麟将军突然在哈尔滨市失踪。情况十分异常!中共哈尔滨市地下市委立即决定:马上寻找,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李兆麟将军!经过多方寻找,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水道街9号找到了李兆麟的遗体。李兆麟全身受了七处刀伤,其中一处伤及气管。在他被害的现场,还发现了一本军统特务的记事本。中共哈尔滨市地下市委认为,李兆麟的遇害,很有可能是军统特务所为,因为李兆麟一直就是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早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分三路进入我国东北,和我东北抗日部队共同一举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日军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在我国东北实行军事管制。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与我党原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汇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建立各级地方政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向东北大举进兵,抢夺胜利果实,我党在哈尔滨被迫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国民党“接收大员”关吉玉、杨绰奄、余秀豪等人于1945年12月25日接收了哈尔滨市政权。杨绰奄为哈尔滨市市长,余秀豪为警察局局长。

同年8月,李兆麟根据东北党委的指示,率领抗联战士随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市,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入城后他任苏军管制下的滨江省副省长和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在当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市公开出面的代表。他利用合法的身份,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面目,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李将军此时遇害,绝非偶然!李兆麟将军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哈尔滨市各界人士都感到十分震惊,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为了掩人耳目,国民党当局表面上也“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工作,成立了“李兆麟将军被害案搜查部”,但是背地里却放出谣言,恶意中伤李兆麟将军,首先说李兆林之死是“因为共产党内部倾轧而成”,继而又说是“桃色事件”,更为离奇的是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磨擦所致”,最后又说是“苏军想造成政策上交涉的口实”。一时间真假难辨。显然,这些毫无根据的说辞无疑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转移视线、逃避罪责而玩弄的骗人的伎俩。

苏联红军撤走之后,我民主联军正式进驻哈尔滨市,接管了政权,组建了人民公安机关,即哈尔滨市公安局,国民党“接收大员”狼狈逃窜。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为了侦破此案、严惩凶手,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终于找到了大量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此案就是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余秀豪、杨绰奄的直接指挥下,由军统特务经过长期的秘密策划而阴谋实施的暗杀计划。侦察员们通过我在敌方的工作关系,打入敌特内部,终于侦察除了这些凶手的行踪。

1946年5月15日,在我秘密力量的配合下,在哈尔滨市道外逮捕了军统局滨江组别动队副队长马健胤。马上对特务进行审讯。马健胤自知无法逃脱罪责,只有老实交待。他供称另一凶犯高庆三还在哈尔滨市。高庆三行凶后因未得到国民党特务原来承诺的报酬,向我秘密力量表示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因而被我发现擒获。从马、高二犯和以前掌握的孟庆云的口供中,终于弄清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暗害李兆麟将军的前后经过。

原来,当时李兆麟在哈尔滨市的公开活动,惹恼了抢夺胜利果实的军统特务们,他们列出了暗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李兆麟的名字被列在第一位。他们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追杀李兆麟。先是准备乘李兆麟到十一道街的一个饭店吃饭时,用手枪将其杀害,后因林兆麟意外未去饭店而作罢。一计未成又生出一计。他们收买了原抗联战士葛新民,准备以求见李兆麟的名义,潜入中苏友好协会实施暗杀计划。但终因当时警卫严密,葛新民未敢前往。1946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负责人何世英阴谋在马迭尔旅馆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开枪射杀李将军,但因有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坐在台上,因而也未敢下手。后来,何世英又令特务马健胤、别动队员李振华两人阴谋在李兆麟将军住所的后楼上进行暗杀活动。因楼下有派出所和我党人员居住,其阴谋结果流产。其后,何世英总结了几次暗杀行动失败的教训,策划了用美人计将李兆麟引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杀害的阴谋。

为此,他们从国民党市政府和参议员中选出多名候选人,最后选定了国民党市政府办事员、军统女特务、中俄混血儿孙格玲。人选确定后,何世英先派特务刘明晨做孙格玲的思想工作,后又亲自向孙格玲布置了具体任务。同时,何世英又派军统局别动队队长阎钟璋找到潜伏在江北松浦警察分局的特务刘希贤负责物色杀手。刘希贤以事成智后可以做官和每人给二十万赏钱为诱饵,在江北收买了土匪高庆三、孟庆云,让二人充当杀手。最后,他们选择了水道街9号作为暗杀地点,因为这里是军统特务孙海镜家,此处又在中苏友协附近,便于李兆麟前往。

孙格玲接受何世英的任务后,就积极想方设法接近李兆麟。2月28日,她先是利用在市政府开会的机会认识了李兆麟,然后再多次找机会与其接触,诡称自己是烈士子弟,十分不满国民党的种种做法,并表示对李将军很敬仰,愿意为李将军做些工作,从而获得了李将军的好感。在此之后,她频繁地约请李兆麟去她家坐坐。李兆麟考虑到此时正是联合各方面力量的时候,于是便答应前往。

3月8日上午,孙格玲又一次发出邀请,李兆麟见其态度诚恳,便同意第二天去她家看看。第二天一大早,阎钟璋、刘希贤、刘文升、马健胤、刘明晨、阎力为、孙格玲等军统特务和其所雇的杀手孟庆云、高庆三等人便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暗杀前的布置工作。何世英惟恐安排有漏洞,又专门到现场检查。当他认为布置妥当之后,便令刘希贤带领马健胤、刘文升、刘明晨、阎力为及其他军统特务到屋外担任警戒,如果李兆麟带有卫士,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

下午4时,李兆麟从中苏友协只身来到水道街9号院内,刚向邻居打听孙格玲是否住在这里,孙格玲就急不可耐地迎上去,将李兆麟引进二楼室内。此时的孙格玲竭力装出一副笑容可掬、毕恭毕敬的样子,未等李兆麟坐上,就去厨房倒茶。走进厨房,孙格玲便急忙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放入茶杯内。心怀鬼胎的孙格玲极力保持镇静,把毒茶端到李兆麟的面前,热情地相让他喝茶。李兆麟毫无防备之心,接过茶杯就喝了下去。不想喝完茶后,还没谈几句,便呕吐了起来,旋即便晕倒在地。孙格玲见李兆麟昏倒在地,便大叫起来。听到叫声后,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等三人如饿狼般地蹿出来,孟庆云一把将桌子推倒,抢过李兆麟身上的手枪;丧心病狂的高庆三心狠手辣地用匕首朝早已不省人事的李兆麟连刺七刀,其中一刀割断了将军的气管。就这样,一代抗日名将李兆麟将军就这样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残酷地暗杀的血泊之中。

李兆麟遇害真相大白之后,哈尔滨市委便派出侦察人员严厉缉捕凶手。到1955年,除余秀豪、何世英、孙格玲等三名军统特务逃亡境外之外,刘文升、阎钟璋、刘明晨、孙镜海等其余的十多名首恶要分子,及其帮凶全部落网,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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