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爱情故事

年龄相差近30岁的宋庆龄与孙中山宋的结合，虽然过程很激烈，但并没有太多爱情的成分，甚至在宋庆龄去日本找孙中山之前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直到半个世纪后，宋庆龄道出了当时两人结婚的隐情，她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

一次，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问起宋庆龄：“您是怎样爱上孙中山博士的？”宋庆龄告诉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她在少女时代即崇拜爱国英雄，曾为法国圣女贞德的业迹深深打动。由于父亲为同盟会会员，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冒着生命危险，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印刷反清文章以及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这样，孙中山成为宋家的座上客，宋庆龄开始接触和了解孙中山，对他和他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敬仰和向往。

接着，宋庆龄回忆道：“我偷着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一个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当时，孙中山正在东京流亡，而我刚从卫斯里学院毕业往返回国的途中，在日本，我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后来，回到上海后接到他的来信，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离家出走。”

面对这桩男女之间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斯诺问宋庆龄是否后悔，宋庆龄答道：“在我到达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离了婚，也不知道他打算要立即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飞语将对革命有害。”宋庆龄稍微一停，语气肯定地说：“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就在宋庆龄抵达东京的第二天，便与孙中山举行了正式婚礼。为此，她的父亲也赶到日本，企图劝阻女儿回心转意，但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一气之下，父亲宣布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即使如此，宋庆龄仍然认为：“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

的确，宋庆龄以自己的行动，实现和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孙中山生前，她紧随孙中山左右，与丈夫一道携辗手转广州、桂林、上海、北平等地，进行讨袁、护法、北伐斗争，平息陈炯明叛乱，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促成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孙中山逝去后，她顽强顶住蒋介石、汪精卫叛逆行径。为坚决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为不给蒋介石一伙借孙中山旗号倒行逆施创造借口，她毅然声明与国民党决裂，表示“在国民党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该党的任何工作。”为此，兄弟姐妹与她众叛亲离、分道扬镳，她孤身一人为实现孙中山生前遗愿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宋庆龄对孙中山和他开创的革命事业无比忠贞，一往情深。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时，宋庆龄年仅32岁，然而，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个人生活历程中，她一直没有再婚。她将对丈夫的一腔真情和挚爱倾注到孙中山生前盼望的中国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的伟大事业中。为永远缅怀和纪念敬爱的中山先生，在她北京和上海的寓所中，那幅著名的孙中山凝视前方的巨照一直高悬在客厅正中的醒目位置上，每当她在家中会见海外来客时，总要在孙中山的照片前合影留念。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的墨宝，一直嵌在她床头柜的玻璃板下，另一幅“天下为公”的条幅挂在她卧室的墙上。

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日，宋庆龄总是把家中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背着阳光沉默静坐，以寄托对丈夫的哀思。不论她出国访问，还是外出视察，她都随身携带一只镶嵌着孙中山像的银质小镜，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镜框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床头，以便经常能与中山先生相伴。

人到暮年，宋庆龄愈加怀念孙中山先生，她时常端详孙中山生前的手迹，抚摸孙中山用过的遗物，睹物思人，缅怀业绩。上海宋庆龄寓所内存有孙中山许多衣物，每年都由保姆李姐负责晾晒收藏。李姐去世后，宋庆龄特将此事托付给挚友沈粹缜女士，请她帮助自己一起料理。广东中山县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宋庆龄一直想找机会回到翠亨，亲自瞻仰凭吊，然而却始终未能如愿。1981年3月，宋庆龄病重期间，特意选派身边三名工作人员，到翠亨村拍摄了大量照片带回北京，一一仔细观看，这才了结心中想念已久的一件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