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故事

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胡适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明朗。此事见报之后，鲁迅便撰写了《知难行难》一文，指名道姓地讽刺胡适：“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这事其实应该追溯到1922年。当时，溥仪家中初装电话，他一时性起，开始把玩，鬼使神差地打电话到了胡适家要召见胡适。后来，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这原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鲁迅与胡适仍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战友关系，所以鲁迅也并未发表过任何态度。而时隔九年，物是人非，鲁迅旧事重提，讽意甚浓，彻底将胡适塑造成了一个哈巴狗的形象。

如果说这一次是鲁迅旧事重提，那么1933年的笔诛胡适则是将胡鲁之战引向了最高潮。

1933年，《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发表了“（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言论。

此言一出，一篇《出卖灵魂的秘诀》以“何家干”的名义刊登在《申报·自由谈》。里面说：“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虽然这是瞿秋白借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但从其敢用鲁迅笔名及后来被鲁迅收录到《伪自由书》中，便可看出鲁迅的态度。

当然，这样的事情，鲁迅自然也要有所行动。于是，在1934年发表的《算账》一文中，鲁迅也写道：“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鲁迅字里行间对于胡适的讽刺和鄙视。

胡适的形象，在鲁迅极其拥护者笔中，彻底无可救药了。

1936年，鲁迅逝世。随着这一颗巨星的陨落，（中国名人故事 www.mrgsw.com）这一场长达十年的胡鲁之战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有人说鲁迅像是一个武士，血气方刚、锋芒毕露，不见血色势不停手。相比较之下，胡适更像是一个看破世事坐禅入定的老僧，即使被刺得伤痕累累也是一脸从容。对于鲁迅的攻击与驳斥，胡适总是不见不闻不言。

在胡适心中，鲁迅一直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鲁迅死后，苏雪林致信蔡元培和胡适，想要全盘否定和瓦解鲁迅派，却遭到了胡适的一顿臭骂。深知在其晚年，胡适也常常对鲁迅报以最高的评价。他曾说：“（在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与胡适的“内战”不仅在现在文学史，甚至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拥鲁党和拥胡党直到现在仍是争论不休。有人说他们被刻意夸大，也有人说他们被恶意扭曲。特别是前段时间“鲁迅离开课本”事件，更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但其实，不管是鲁迅或是胡适，他们在被封神的光芒之后，都是普通的人而已。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执着，有自己的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现在看来，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当时却都无疑是在为自己的理念而坚持，而奋斗。

正如那句歌词所说：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