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念过中学历史，大抵都背过这么一篇文章，那就是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作被视为近代中国三大论战之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重要代表作。然而，素来以狂狷著称的章太炎在针对自己曾经信奉的教主康有为(章太炎曾加入康的强学会)时，到底做出了怎样的驳斥呢?

在一探究竟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章太炎跟康有为之间的渊源：

章太炎因受到祖辈和父辈之民族主义熏染，痛恨满族统治。1895年，他闻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之举，大感振奋，立刻给康有为的“强学会”寄去十六元银洋，并申请会员资格，成为“康门信徒”。但作为一位朴学大师，章太炎却从根本上反对康有为之“新学”理论，尤其不满康赖以成名的《新学伪经考》跟《孔子改制考》(康直指由汉朝刘歆整理编订的“经”是伪经，而刘歆则恰恰是章最为推崇的学者)。

此后，章太炎加入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目睹了康门弟子恭维老师的诸般言行，更是火冒三丈，怒称“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之后跟《时务报》分道扬镳。虽然之后流亡日本时曾再次加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并一度试图调和孙中山之革命派和康有为之保皇派的关系，但最终仍对康有为种种保皇复辟的行径极为不满，在康有为七十岁时，更特地赠以“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一联加以讽刺。

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背景在于康有为当时在海外发表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提出：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因此，从最根本上讲，章太炎撰文至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而在具体上，又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满汉是否同族同种。康有为提出中华民族已然一统，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指出不管是北方的氏、羌、鲜卑，还是南方的骆越、闽、广，都跟中原人民杂居，已经难以区分种族。

对于这点，章太炎认为“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并表示，若是以天然来论，则“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最主要的是，章严格提出了骆越、闽、广跟满的区别，指出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并发出质问：“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而满人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则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此外，康有为指出大家已经习惯了当时的衣服辩发，若是要改回宋明之服反而会觉得不自在。最次，章太炎驳之曰：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并提出太平军统治时期，大家都留发，而仅仅过了不到10年，当湘军破了太平军后，重新要求剃发时，大家便已经“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以此证明，衣服辩发不过是强制后形成的习惯，并非什么同化。最后的“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一句极尽讽刺。

二、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是否仁慈，是否平等。康有为提出像俄国统治波兰、英国统治印度那样，人民只需要交租纳税，而无统治权，那才叫奴隶，而在清政府治下，满汉平等，并列举沈、李、翁、孙，曾、左及李等汉人权臣。至于政治腐败，则非满清一家独有，而是汉唐宋明一路沿袭。更特别指出，“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

对于满汉平等一说，章太炎很简单的指出，曾左始终只是藩镇，并非参与内政，而即便破了太平军立下奇功，也是“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而满人福康安一破太晚，就被封贝子郡王。至于一条鞭法，章提出“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而当需要征用“南米”供给驻防时，明知民众不高兴，便借“美名”以征收。

此后，章太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原文为“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意思就是，康熙跟乾隆多次南巡，其亲民的形象宛若能跟尧舜媲美，而在迎接他们巡视的过程中，佞幸小人接机敛的财，比加税开矿更为厉害。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三、满族君主是否诚心愿意立宪。在这里，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之失败，成为了天然的靶子，章言：“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并指出，只要当皇帝“视天位如敝屣”，方可以谈行宪，而从历史来看，当时光绪之所以支持变法，“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章认为人情都是忠于利禄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

章亦指出，即便如康有为所言，皇帝未曾有满汉之见，那么新法还没有成功，便是皇帝个人能力的问题了，既然没有一个像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的雄才，又怎么能寄望于一人而行新政呢?

实际上，当时的请政府已经实行新政，效仿立宪制国家设上下两院，但在章太炎看来，那不过是形式多过实际，在握有决策权的上院中，“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显然与汉人无关，而后笔锋更是直指满洲故土早就被俄国人夺走，言辞犀利称，“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

四、革命固然要流血，但立宪就能避免吗?康有为之所以力主立宪，而不愿革命，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在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援引英、奥、德、意诸国例子，表示立宪也要数经民变，才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而对于康提出的“君权变法”，章则认为“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从而得出结论，“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章太炎认为，立宪相较于革命来说有两难，既缺乏自上而下的雄才，又不足自下而上的民意，而革命显然已经符合民意，只是缺一个雄才而已。并提出“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

康有为提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章讥之：“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并称，正因为民智未开，才需要以革命形式强启民智。对于康有为提出的“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章则以“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相驳，举日本推翻幕府统治时，也有法国人提出代为平乱。

除上述几点逐一驳斥外，章太炎还花大篇幅针对康有为个人加以评论，主要涉及康与清王室的关系，以及康对于革命党态度的转变，最后寄望“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

从上述章太炎驳斥的几点来看，第一条显然是跟当今观点不符的，56个名族是一家早已深入人心，衣服辫发虽各有不同，但皆为大中华之一员。

第二条已是历史问题，难以细究，张养浩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概可以稍作解释。但章太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的观点，便是康熙、乾隆以南巡而获亲民之美誉，殊不知在这过程中给民众带来的损耗，可能更甚于优待。这点值得深思!

第三条章所提事实明显，无可辩驳，只因康变法失败在先，且是遭到清廷阻挠所致，这是天然的靶子，无怪乎章太炎大肆攻击。

第四条则极为有趣，章在这一点上似乎更多是为了攻击而作文，彰显了他大师级的国文水平，在说理上则十分混乱，甚至与自己的诸多观点相悖。譬如他说不敢担保革命党中是否有像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雄才，而在他的《太严先生自订年谱》中，不止一次言及对当时革命的失望，称言革命中虽多，能当大事者却几乎没有。包括孙中山、黄兴以及各派军阀等人，在章眼里皆不足以担大任，没有胸襟谋略。再如，章在驳康提出的革命引入外国军队一事上也予以反驳，而其本人最不满孙中山的一点便是，孙为了革命而不断的跟国外势力勾结。

其实，康有为提出的“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证明，连年的军阀混战，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方才安定，这其中最苦的，无非民众而已。李敖在其大作《北京法源寺》中，便赞康有为为“先知”，只是可惜生错了时代。至少在对革命的预言上，康有为确实“先知”了一把。

当然，章太炎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其在革命中展现的独立人格令人钦佩，而革命或立宪，也不是我辈能够评点得了的，或许正如太严先生所说，缺一盖世雄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