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4日,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张公馆,连续不断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而来的是女眷们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和保镖的追喊声。一片混乱中,一名持枪男子被几名保镖拦腰抱住,只见男子毫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扔,振臂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防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他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要投靠日本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原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心痒难熬的张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见上一面,以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经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这实际上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之于众,以影响上海的其他人士。张啸林的本意是要土肥原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以抬高身价,土肥原没有赏他这个脸,而张啸林做官心切,只好移樽就教,驱车去见土肥原。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为他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张啸林虽然没有做成汉奸官,但却发了汉奸财。1939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正是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除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随着张啸林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行动那日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特工们紧紧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
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他决不会想到,在戏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枪。
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能去剧院看戏,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一次暗杀不成,已然打草惊蛇。俞叶封被乱抢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然而,张啸林赌性难改,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晚上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到大新公司五楼的赌场去赌博逍遥。
行动组清楚地获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具体掌握了张啸林的行车路线。赌场完事后,路上必然要经过善钟路(今常熟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陈默决定就在这十字路口下手。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事先对红绿灯做了手脚,只要张啸林的车队一到,特务们就可以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行动当日,军统在十字路口设下了埋伏。张啸林的车队出现在路口了,特工忙拉开红灯,司机见了红灯,被迫减速。埋伏在一旁的军统特工没等汽车完全停稳就一拥而上,对着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多年来跟他出生入死,经验很丰富,一见这种情况,立即猛踩油门,汽车冲了过去。车身虽然中了很多枪弹,但是张啸林却又逃过了一劫。
两次险些遭人暗算之后,张啸林开始足不出户,以静制动,导致军统特工对他束手无策,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陈默只好另找办法,动用内线。其实,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之后,陈默就已经在张啸林的周围找到了一个做内线的人选,并且以铲除汉奸的民族大义将他成功策反,此人便是林怀部。
接连遭人暗算,张啸林不得不加强守卫,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十分超群的保镖,于是,他的贴身司机王文虎向他推荐了林怀部。林怀部,山东人,其父曾在北洋军队当过团长,后因父死家贫,便到上海投考法租界的巡捕房,因为枪法精准,成了巡捕房的一名华捕,并拜张啸林的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动向,与戴笠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让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代理人,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电台。电台不仅使杜月笙能够时刻保持同上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使军统指挥上海铁血锄奸的地下行动,如手使指,极其灵活。
张啸林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之时,戴笠也曾经提示杜月笙要放弃兄弟情谊大义灭亲。但当时杜月笙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杜月笙也不是没有劝过张啸林,在去香港之前,他曾多次劝张啸林离开上海,无奈张啸林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并且执迷不悟地继续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此时的张啸林,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军统在他府中安插了内线,随时都会取他性命。杜月笙远在香港,眼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命悬一线,但民族大义当前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此时的张啸林,自以为有了保镖和日本宪兵的保护就可以安枕无忧,完全不知道自己末日已近。
1940年8月14日,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宅大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张啸林的得意门生吴金桂,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金桂一进门,就被管家迎上了楼。
张啸林和吴金桂相谈甚欢,突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吵到了张啸林的好兴致。他两步跨到阳台一看究竟,原来是林怀部在和司机吵架。
张啸林将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冲着林怀部大骂,林怀部也毫不示弱,拔出了枪。林怀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子弹从咽喉贯穿到后脑,张啸林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已经鲜血淋淋地挂倒在了阳台上。
见此情形,一旁的吴金桂连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刚拨通号码,还来不及通话,就被赶到楼上的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吴金桂只得和他师傅张啸林一起踏上了黄泉路。林怀部又对着张啸林的尸体补了几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才飞步出门,刚到门口,就被冲上楼来的几名保镖拦腰抱住,林怀部面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丢,振臂高喊:“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林怀部到案后声称他刺杀张啸林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与军统没有任何关系。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他写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还是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由于林怀部在被捕后不承认和军统的关系,法租界巡捕房一时无法“定罪”,也没将林怀部引渡给日伪。最后定为泄愤报复的普通刑事案,租界法院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将他无罪释放。
然而,在陈恭澍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张啸林被杀后,陈恭澍曾经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由此可以说明,林怀部正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内线,林怀部的杀张锄奸行动也是由军统精心布置的。
张啸林一生都有一个做官的梦,但是一辈子也没当过官,最终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做官梦让他丧了命。因为一直没能和日本人达成协议,虽然他做了汉奸,但却没能当上一天汉奸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