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洋人”小传
艾伦·R·鲍因顿(Allen·R·Boynton)，美国医务工作者。1901年12月11日出生于纽约。1928年，鲍因顿夫妇在上海美国安息日会创办的卫生疗养院作培训护士工作。1937年，应邀来到武汉管理刚开办的武昌东湖卫生疗养院，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将设备及物资安全带到武汉。1938年10月26日，武昌沦陷，2万难民逃入东湖卫生疗养院，鲍因顿予以保护，并组织施粥及卫生防疫，阻止日军进入难民营。1940年底至1941年初，鲍因顿夫人带着一儿一女辗转香港回到美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鲍因顿搭乘最后一班轮船回到美国。1986年9月12日逝世，享年85岁。(陈勇)
1938 年，日军侵占武汉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湖卫生疗养院接纳了2万武汉难民。2007年，我市“布衣参事”陈勇发现了文献中不曾记载的一条线索：当年在这家疗养院里，一名瘦高个儿的美国人保护着难民不受日军的侵扰，还为他们施粥、看病，难民们都叫他“鲍洋人”。这一发现率先在本报披露。
“鲍洋人”是谁?陈勇和网友们经过3年多寻找，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他的音讯——名叫艾伦·R·鲍因顿的美国人，当年是疗养院的总务经理，在他的庇护下，2万武汉难民在那里安全生活了半年多。2010年，这段尘封的历史被掀开，网民们将鲍因顿称作武汉的“辛德勒”。
追忆
难民袁秀英回忆“鲍洋人”：
他格外关照我这个小朋友
86岁的袁秀英祖籍河南，从小失去父母，4岁时，姑姑带着她来到武汉，住在武昌杨家湾一带(现在的黄鹂小区)。
站在当年的东湖卫生疗养院大楼前，袁秀英仿佛回到了77年前。她清晰记得，当时这栋大楼周围搭满了窝棚，她住在一棵大树旁边的棚子里。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日军经常到杨家湾等地扫荡。袁秀英说：“我那年还不到10岁，听到打枪吓得直哭。日本人到处抢东西、抢姑娘伢，湾子里的姑娘们都戴上帽子，把脸上涂黑。有一家人本来要娶媳妇，听说日本人来了，只好让新娘东躲西藏。我和家里人一起躲进塘埂子，天黑以后，家人把我送进了难民营。”
等待施粥的难民非常多，袁秀英的个子很小，被大人们挤在人群中，“鲍洋人”主动招呼她：“小朋友，来，先把你的饭添了。”
当年做饭要烧柴，袁秀英有时候会在院子里帮忙拣柴禾。“鲍洋人”看到后怕她背不动，叫她不要再拣了，好好休息。
“鲍洋人对穷人都蛮好，他给很多人看病、照顾我们。有一次有个大哥哥打我，他发现后马上制止，后来那个哥哥再也不敢打我了。”袁秀英说。
70多年过去了，袁秀英一直都不能忘记救命恩人：“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鲍洋人。”
张学良“谢恩捐建”东湖卫生疗养院
近日，陈勇带着记者走进东湖边一栋被闲置的品字形四层旧洋楼，这就是“鲍洋人”当年保护难民的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旁边一栋美国式别墅，是他和家人以及院务人员居住的地方。
据武汉方志记载：“1935年，安息日会在武昌东湖创立卫生疗养院，耗资25万银洋，其中10万银洋系张学良感谢该疗养院之创办人米勒耳(H·w·Mil1er)帮助他治病而捐助的。该教会医院规模、设备、技术在建国前的武汉占有绝对优势。”
另一条记载称：“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均为当时一流。1938年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蒋介石曾住此医院内，因该会有美国教会关系，屋顶遂刷有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
武汉保卫战前后，这家疗养院不仅为冯玉祥、李宗仁等军事将领疗伤，也冒着危险抢救过被日军飞机炸伤的普通百姓。当时，疗养院还建有护士学校、平民小学等，小学收教徒子弟，也收附近农民渔民子弟，学费低廉。对于平民百姓看病，只适当收取不多的药费。
“鲍洋人”拦住不让日军进难民营
1938 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将华中司令部设在东湖边上的武汉大学内，与现在的东湖风景区隔湖相望，最近处不到400米。日军经常对东湖西岸进行扫荡和骚扰，周边很多百姓为了躲避日军，跑到东湖卫生疗养院里避难，后来一些市内的平民也跑到那里，疗养院成为一个大难民营，最多时容纳了2万难民。这段史实在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陈勇撰写的《东湖疗养院的“辛德勒”故事》，于2007年6月4日在本报刊发，披露了幸存者对“鲍洋人”的回忆——
“自小生活在海光农圃的周荣亨先生说：‘米医生是院长，医疗技术非常高;鲍洋人负责总务，也会一些医疗器械的操作……在东湖的杨家湾(现黄鹂小区)到疗养院(今听涛宾馆)—带，几座山头都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的。这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都能叫出一个美国人的名字——鲍洋人。一有事就喊鲍洋人，他一来，拦在前面，日本人就不敢过来了。’”
“83岁的毕长生老人说：‘那时我经常到东湖边上放牛，躲日本人时每次也是往难民营跑。难民营的院子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鲍洋人个子比米洋人高，每次日本人来了，总是鲍洋人出来，与日军交涉，不许日军进入难民营。’”
当年的护士陈慈爱还记得，“鲍洋人”的英文名字读音为“Boynton”。
每天给难民施粥看病
2010年，81岁的毕子谦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跑进去的第一天没有吃饭，第二天人多了起来，美国人开始给我们发点米，后来就煮稀饭，每天两次用板车推着一个大木桶定点送……当时就鲍洋人一个人在维持秩序搞管理，他又瘦又高，黄头发，人蛮好，蛮直爽。”
如今，曾经的难民大多已经过世。记者此次在武昌黄鹂小区见到86岁的袁秀英老人，她是目前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说：“我们没有吃的，鲍洋人他们就给每个人发一个洋瓷碗(即搪瓷碗)，一人一碗稀饭。”
当年由于环境恶劣、营养不良，很多人抵抗力下降，难民营出现了皮肤病、瘟疫等疾病。袁秀英回忆，很多人生病了都找“鲍洋人”，她头上长了疥疮，“鲍洋人”安排护士每天给她搽药，“我们在难民营住了半年多，要不是鲍洋人他们的保护，当时不晓得要死多少人”。
陈勇后来查到1943年出版的《武昌事变救济难民事业实录》，书中记载，东湖卫生疗养院救助难民2万左右，在“救济事项”中详细记录了“赈米5000担赈油3000斤赈盐3000斤赈面50包”等，此外还有“种痘7000 注射5000”等防疫记录。
1939年4月张仁蠡伪武汉市政府成立，这个难民营被强行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