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缜，曾是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的高徒，1935年毕业后留校，1937年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准备南迁昆明，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于是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企孙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就进了清华园，叶、熊被迫转至天津。

　　1939年初，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潜入北平，搜罗根据地急需的知识分子。他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并向他介绍了冀中抗战的情况。于是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熊大缜到达冀中军区后改名熊大正，深得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3个月后，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熊大缜还聚集起100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这抗战的紧要时期，延安的除奸运动扩展到冀中，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除奸部，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当成国民党的“内奸”被“除”掉。从国统区天津来的熊大缜未能幸免，被定为特务，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被秘密处死。在最后时刻，熊大缜为了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宁愿被石头砸死。

　　熊大缜的冤案后来还牵连到恩师叶企孙，使之在文革中蒙受牢狱之灾。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开始为历史上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在这种大气候下，为熊大缜平反已经势在必行。但具体去做，阻力还是很大的。最早提出为熊大缜平反应该是在1982年，在王林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张珍同志谈起抗战初期一九三九年熊大正案件，我说我曾促孙鲁同志写材料，呈请有关机关给予平反问题。张说他也曾给孙谈过想法平反问题。回住处后立刻给孙写信，催他赶快写成书面材料，以便为蒙受冤案而屈死者平反昭雪。

　　十几天后，孙鲁从天津赶来，在张珍家研究了为熊大缜平反之事。王林日记：

　　1983年1月7日

　　孙鲁同志由天津来，晚同他找张珍同志研究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问题。

　　两天后，是个星期日，他们又来到吕正操家谋划此事。王林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经过，还点了延安来的大员舒同和余光文的名：

　　1月9日星期日

　　上午同张珍同志到吕正操同志处谈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事。下午帮助孙鲁同志写申请平反昭雪报告。熊大缜是一九三四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为系主任叶企孙的高材生，留校当助教。又被叶推荐去德国留学深造。因七七事变未成行。张珍同志由冀中来平津动员爱国人士去冀中参军，先动员孙鲁，孙鲁因肺病未能去，乃转荐熊。熊当时正同叶搬运仪器迁校昆明。在津遇见孙鲁(清华同学)，熊去冀中，不久即任军区供给部长。一九三九年春不幸被误杀。吕等在谈话中透露，当时在晋察冀边区搞极“左”的是舒同政治主任和除奸部长余光文(吾必成)，当时株连甚多。为杨经国被诬陷事，孙志远曾流泪。

　　这里提到的杨经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时和我父亲同在东北军学兵队，后又在冀中相遇，曾任冀中军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牺牲。我父亲在《十八匹战马》中提到曾和孙犁找过他。孙志远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此时任国家三机部部长。

　　半年之后，吕正操亲赴天津大学，走访了孙鲁。王林日记：

　　7月5日

　　上午陪吕正操同志访天大孙鲁同志，谈如何为熊大正平反问题。

　　7月9日

　　上午孙鲁老同学来，谈寻找熊大正烈士的亲友问题，顺便谈起中国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他要求迫甚，但忧上边只有一张空文，下边不听。我说这是一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说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创造”(推动)，确是只有一张宪法，等于历史文献。他对此倒点头称对。

　　从这两篇日记看出，平反的事并不那么简单，下边有阻力。转眼就到了1984年。为此吕正操还去了趟上海。

　　1984年4月5日

　　上午到吕正操同志家。他说去冬到上海找到熊大缜(正)的兄弟。此人是上海市委的常委。他写的情况，与孙鲁老同学写的一样。

　　不管怎么说，平反工作进入文字阶段，我父亲义不容辞地拿起笔。王林日记：

　　4月20日谷雨

　　为熊大缜(熊大正)平反昭雪事，替吕正操同志起了申请草。并补写了个材料：《关于冀中区党委在一九三八年夏与天津地下党取上直接联系，以及有关天津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情况》一文。

　　张珍同志看了同意，由他与吕约定时间当面研究定稿。

　　但最大阻力还是一位当事人王文波，熊大缜任供给部部长时，他任政委(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的证言十分关键。可是他的态度……王林日记：

　　5月4日

　　昨同张珍同志找王文波同志，谈为熊大缜(熊大正)平反昭雪事。王当时任军区供给部政委。他根据当年的印象，一方面对此案划问号，一方面认为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蒋介石系特务组织。我请他叫冀中抗战史研究分会首先弄清这个组织的性质。看来，熊的平反问题，尚很复杂。

　　一个星期后，王林来到王文波的家取证明材料，同行的还有冉淮舟和小崔。可是看完材料，王林的火就来了，不顾情面地当面指责王文波，场面十分尴尬。据冉淮舟讲，王林当时气得直用拐杖敲打地板，他们都甚为吃惊。王林日记：

　　5月13日星期日

　　王文波同志以当年供给部政委的身份，为熊大缜(熊大正)案件写了书面材料。我看了看，当面质问他：“从你写的材料看来，熊大正仍然是当时用逼供信逼出来的罪状：汉奸兼国特。”他哼哼唧唧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因而推托不是这意思。

　　我指着他写的材料问：“炸药研究所，为冀中军队研制了大量军用炸药，有的，如门本忠(清华大学毕业)在白洋淀牺牲得非常英勇，其他成员如汪德熙同志至今仍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可以说这个研究所的成员，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出问题的，而且都有贡献。”可是王文波政委写的材料，仍然用含沙射影的口气说得这个研究所十分可疑，并说他们有秘密电台。

　　他是用含沙射影的口吻写材料，企图坚持使冤假错案不得平反，却又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心思，所以才用一些含沙射影的字句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的手段。这种人就用这种手段，一直升官!

　　我当面戳穿了他的用意，冉淮舟和小崔都感到吃惊。王文的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继续用含糊其词、含沙射影的口吻巩固当年错误的肃反扩大化的恶果。澄清此文造成的混乱，要花费一定的文字证明才行。张珍同志低估这种反面势力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冉淮舟说，从王文波家里出来，王林的气仍未消，用拐杖戳着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屁股后面冒烟嘛!(指部级干部配给小汽车)第二天：

　　5月14日

　　张珍同志下午对冉淮舟、小崔做第三次叙述，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因熊大缜(熊大正)案遭株连而被逼供信式审讯时，审讯者最后居然这样引供：“你对你们冀中的吕正操、孙志远、黄敬……也都谈谈吧!”由此看来，当时晋察冀“逼供信”大师们的目标尚不止在熊大正、张珍等这些爱国的科技知识分子身上，而已侧目于创造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人们!

　　呜呼!其实这次冀中除奸运动隐藏在后面的目的是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很多历史的真相，尚待揭开。

　　遗憾的是，我父亲没有等到熊大缜的平反，一个半月后他因手术事故去世。

　　以后听说为熊大缜平反的事，吕正操还找过曾当过河北省委书记的刘秉彦，具体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结果是又拖了两年，熊大缜的平反才于1986年10月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