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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最无能的外交官完颜崇厚,一事无成却官运亨通

发布时间:2020-05-08 10:32:59

1880年夏,在崎岖不平的中国西北部地区,中俄两国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千里之外,沙皇的海军舰队进入了中国的海域,数千中国士兵被派往天津布防,这是一场清廷不愿卷入的战争。此前,中俄双方刚刚就一项条约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北京,这一切都归咎于时年54岁的完颜崇厚,此人是一位富有的贵族,曾经的皇家心腹。不过崇厚此时已被判处死刑,正在狱中等待执行,他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外交官。因为他被派往俄国就中俄条约进行谈判,非但没能促使沙皇做出让步,反而给人家送了份“大礼”。

此前,清朝已经谈判并签署了数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不过,那些都是城下之盟。而这次,却是因为外交官员的无能和天真而丧权辱国,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是她第二次掌权)拒绝承认该条约,并将完颜崇厚斥为卖国贼。

中国史上最无能的外交官完颜崇厚,一事无成却官运亨通

慈禧太后

清廷的“主战派”强烈要求处死崇厚,为他求情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很多人担心,一旦崇厚被杀,俄国将会借机入侵,或者,清廷一旦变得好战,可能会拒斥它此前同西方签下的其他“不平等条约”,引发新的冲突。如今保崇厚不死的是战争的威胁,他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真是一败涂地。

保留崇厚的性命正是避免战局的基点。不过,到底谁才真正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是完颜崇厚,还是造就他的朝廷?中国最差外交官的故事中最令人感到诡异之处在于,为什么是崇厚,一个一直以来总是把事办砸的人去执行这项重大使命。

崇厚曾被任命治理河流,接着这条河就发了大水,他被撤职,又被调往天津监管洋务。天津发生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屠杀,他又被撤职,并作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不到三年,他又被皇帝提拔至御前,作为皇帝顾问团的一员,与同僚一起在与日本的外交纠纷中吃了大亏。为什么完颜崇厚犯了这么多错,还能官运亨通?

天津,1861年起崇厚在此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

捐纳入仕

王朝为何最后走向了灭亡,那些过分自我、虚荣和闭目塞听的独裁皇帝往往位于故事的核心。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完颜崇厚,这位被历史遗忘的、不称职的满清官僚,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厚出身优越,生逢其时。当然,如果想要生活在“盛世”,1826年出生已经晚了,“盛世”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不过,对于渴望特权的官僚,这是最好的时代,帝国的体制已经腐朽,其中大有可为。

清朝此时依然自视为“天朝上国”,因为中国曾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但是,腐败的吏治和一场大规模叛乱削弱了王朝的力量。在完颜崇厚成年之前,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屈辱地败给了外国人,并向英国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偿。1850年,洪秀全在南部的广西起事,建立太平天国,公开对抗朝廷,差一点就将整个帝国拖垮。

帝国的羸弱并未立即被年轻的崇厚所察觉,他的家族世代为皇帝效命,他也渴望加入这一行列,光宗耀祖。

到了1850年代,清朝国库空虚、腐败一如既往,崇厚报答皇恩的机会来了。此时,朝廷一面继续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可信的、能够解决财政危机的实干派来挽救时局。

崇厚的父兄都在朝廷为官,他们都曾进士及第。曾经,除了少数例外,只有进士才有机会成为高级官员,而其中的少数旗人进士,更因为与皇帝同族,得以成为大清帝国统治集团的核心。

僵化的科举考试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大多不通外交事务,于科学技术更是一无所知。事实上,两个世纪前,康熙皇帝就认为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为了掌握这些无用的学问,崇厚付出了很多努力,却一直没能考中进士,只是在第三次参加乡试时勉强通过,获得了举人头衔。

幸运的是,崇厚生活的时代还有另外一条为官的路径:捐纳,即买官。捐纳的传统由来已久,以前,买卖的通常都是闲职;到了1950年代,朝廷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一些拥有实权的职位也开始待价而沽,为了鼓励大家买官,朝廷甚至会打折促销。崇厚的父亲和崇厚自己都是通过这条“异途”进入官场的。进入官场后,崇厚又得到了兄长的大力提携(此时他的父亲已去世)。

  中国人在巴黎

1853年,崇厚获咸丰帝召见,三年后,30岁的崇厚就被委任要职——治理京郊的永定河。两年后,他因为对洪水处置不当,被皇帝罢免。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崇厚很快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赴天津帮办海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朝的防御不堪一击。外国军队攻入北京,清朝战败,圆明园被劫掠并焚毁。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迫切需要能与洋人进行外交斡旋的人才。

中国的皇帝视洋人为野蛮人,不愿同这些“逆夷”直接接触,朝中的重臣同样珍惜自己的声誉和颜面,不愿屈尊于野蛮人的行列。如今,外国势力急切地想要瓜分中国,朝廷就派出了完颜崇厚这样的中层官员。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清朝官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领教到了,既然军事上无法战胜对方,就只好割地赔款,签订贸易条约,对于清朝的官僚,这虽然屈辱,但总好过紫禁城被围,皇上被迫接见不肯下跪磕头的洋人。

所以,当崇厚在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赴天津充任“三口通商大臣”时,这个刚刚创造出来的官职是个无人敢接的烫手山芋(至少对满清的上层官员来说是如此)。通晓洋务不是优点,反而会为人诟病,不过,崇厚没有这种烦恼。比如,1861年,一个普鲁士使团前来商讨贸易条款,崇厚以为普鲁士在西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便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在天津,崇厚与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就不平等的条约进行协商,有一次,英法的要求也使他“怒发冲冠”。不过,天津的岁月里,他对外国人的态度逐渐软化,后来,他还催促朝廷往各国派遣外交官。“中国从未向外国派驻过外交人员,这会引起外国人的猜疑,应该派遣外交人员,表达我们交好的意愿”。崇厚说。

很快,崇厚就亲身实践了他的主张,成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带领使团出访外国的帝国官员。不过这次出使并无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源于天津地区“洋务”的恶化。

1870年春,谣言和猜疑的阴云笼罩了天津地区的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孤儿院)。传闻称,天主教堂的传教士、神父和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和杀害中国儿童,并对他们挖眼掏心。实际上,是一些中国人为了领取报酬,绑架患病的儿童送去育婴堂。

对于这种传闻,崇厚先是阻止地方官员的调查,然后又说服法国领事不深究此事。他低估了很多中国人对洋人的仇视情绪,因为后者长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满人,那些群情激愤的汉人(其中有很多人长期不满于满人的统治)让崇厚深感不安,对此,他只是和了和稀泥,并没有去安抚愤怒的民众。

  19世纪的巴黎

崇厚的策略于现实毫无助益,1870年6月21日,暴民杀死了法国领事,把尸体大卸八块扔到街上,起因是法国领事和地方县令在处理教堂事宜时,在争执中怒而开枪,打伤了县令的仆人。随后,约20名外国人(大多数是法国人,其中有2名神父和10名修女)和几十名中国信徒被杀。为了安抚法国当局,避免爆发战争,清廷将涉事的近20人处决(其中包括并未直接参与屠杀的人)。

“天津教案”事发地望海楼天主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厚受到的处分不过是降职一级。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承认自己没能控制住局面,请求皇帝惩处,不过他也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官员。他还主动请缨出使法国,代表政府向法国谢罪,最重要的是,旅费自理。

崇厚率领的使团启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笨拙、不幸的使团。崇厚抵达法国时,法国正与普鲁士交战,法国总统无暇接见他,他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不仅如此,在北京,首次掌权的慈禧太后拒绝接见法国的全权公使,这激怒了法国人。处境尴尬的崇厚只能离开法国去了英国,后来又到了纽约,直到他被法国总统召回巴黎,正式向法国当局致歉。同时期的英语媒体对他也大加挞伐。有人认为崇厚对天津发生的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虽然这种责难对他有点不公平(起初,有报道认为,崇厚有意默许暴行,结果一些外国人跳出来为他辩护)。一份报纸称,他的官位是用钱买的,这还算得上公道。

这位满大人很快就回到了御前,1873年6月29日,崇厚陪同外国外交官觐见了皇帝,这是80年来的头一遭。一年前,他完成屈辱的使命回到中国,进入了兵部和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成立不久,不过它的气质跟崇厚很合,因为它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帝国的外交部,当1873 年日本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它完全没能经得住考验,浑然不觉地掉入了对方的陷阱。

这一陷阱涉及两国之间的一个岛链,位于冲绳和台湾之间。当时,琉球王国(位于冲绳)同时向日本和中国纳贡,但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台湾则是中国领土。总理衙门没有意识到,日本正在极力改变这一现状。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借口琉球水手在台湾东端遭土著居民袭击,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这一请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当然,它同时也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皇帝和总理衙门的官僚没能参透其中的奥妙。未对该请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只是不承认对此事负有赔偿责任,让日本自行处理。

副岛种臣

这样的反应正中日本下怀。日本随后派遣远征军(包括一些美国人)赴台湾,中国这才意识到,日本可能以此为借口占据台湾,局势似乎就要失控。历史学家莫尔斯(H. B. Morse)写道:“两国似乎正在滑向战争,双方军队任何偶然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调停,最终,中国向日本支付了赎金,日军才撤出台湾。“真想不到中国会愿意因为自己被入侵而支付赔款。”威妥玛不无讽刺地说。

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糟的时刻,并且贻害至今。崇厚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很难评估:他只是总理衙门十名官僚中的一个,总理衙门之外,皇帝还有其他顾问。不过,崇厚很快又搞砸了另一件大事,这件事毫无疑问应由他负全责,并且成为了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

总理衙门办公场景

崇厚1867年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召见外国公使

总理衙门

直到1878 年,崇厚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外交官的,这件事依然非常费解,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什么要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也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像一个失败的足球经理,之所以被雇佣,只是因为以前做过足球经理,崇厚就是这样,被授予同俄国谈判条约的使命。当时,中国在新疆取得了罕见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击败了一股寻求新疆独立的叛军,这些叛军的后台正是俄国。战争的胜利使北京巩固了对新疆的控制,俄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终于有一次,中国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上风。

崇厚又出发了。有人建议他走陆路去俄国,可以途经新疆,熟悉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这会对他的谈判有所帮助。不过,他的目的地——圣彼得堡太远了,他最终还是乘船先到了欧洲,然后又转乘火车。在巴黎,他会见了中国的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崇厚对谈判的毫无准备令郭嵩焘目瞪口呆,郭断言,崇厚肯定会把事情搞砸。(郭本来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官员,但却因为与洋人“同流合污”被诬蔑为“有二心于英国”,他在公使的职位上只干了三年。)

北京的朝廷开始意识到,崇厚显然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要跟俄国人谈判什么,因为他发回北京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是错的。1879 年9 月,崇厚同意了一项条约,不仅没能让俄国归还领土,还将新疆的数个战略要地拱手送给沙皇,并让俄国人获得了宝贵的长期贸易特权,可以越过边境,深入中国领土开展贸易。这无疑是一项不平等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最令人费解的一条。当北京同僚对条约草案的质疑随信抵达俄国时,崇厚回复说,条约已经备份完毕,因而无法更改。10 月,《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崇厚启程回国。

《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地里瓦几亚宫

在北京,未等崇厚归国,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使朝野震动。慈禧斥责了崇厚;朝廷将他关进大牢,罪名是违抗圣旨,因为他不等朝廷批复,就擅自签约回国。士人向朝廷上书,抨击崇厚“愚不可及”“荒谬可笑”的外交,他们要求处死崇厚,并对俄国开战。3 月,崇厚被定罪,判处死刑。

多亏维多利亚女王

《里瓦几亚条约》的国际反应同样迅速而强烈。听说清朝要处死一位特使,拒绝承认一项已经签署的条约,这令西方列强深感不安。一份十年前还嘲弄过崇厚的英国报纸此时称其为“不幸的特使”。维多利亚女王致信威妥玛,表示对崇厚的命运“深感震惊”,她命令威妥玛以她的名义向清廷施压,要求特赦崇厚。

维多利亚女王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被派往俄国,代替狱中的崇厚,要求与俄国就条约重新进行谈判。曾纪泽的外交风格傲慢而强硬,他拒绝做出让步。俄国不愿开战,最终同意了曾纪泽的很多要求。曾纪泽以英雄的姿态回到北京,强硬派从他这里学到了一种并不可靠的经验:永远不要对外国人让步。

曾纪泽

1880年8月,崇厚获释,西方人不仅为他求情,俄国人还以保全他的生命作为与曾纪泽重新谈判的条件。因此,崇厚的外交滑铁卢虽然终结了他的官场生涯,但也救了他的命。

崇厚提前退休,在北京的大宅子里过起了闲适、富裕的生活,读读书,侍弄侍弄花草鱼虫。崇厚的宅邸有100多间房,他也不遗余力地想要填满它们: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与一名小妾共生了6个孩子(此前他已经有9名子女)。在此期间,崇厚也竭力想要恢复自己的名声,慈禧50大寿时,他向朝廷捐献巨资为太后祝寿,但收效甚微。1893年,崇厚去世,恢复名誉的使命留给了他的后人。

崇厚很委屈,出狱后,他逢人就说,自己是一只替罪羔羊。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只知道到处为自己辩解,却不肯“闭门思过”。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遗臭万年”,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忽略了他的存在,《经世悲欢:崇厚传》的作者汤仁泽是个例外。汤仁泽认为,要以史为鉴,我们就必须关注崇厚这样的“平凡人物”。腐败僵化的体制造就了中国最无能外交官,正是这个体制,不断地提拔他,容忍他的失败,直到他犯下无可容忍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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