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色彩

高行健作品够把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会像其他作品那样空洞，而是有了坚实的根基。叙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复调的作品、动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这六种作品形态是高行健所追求的。这六种作品形态被众多的学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和研究，恰恰相反，关于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却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阐述的是民间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质。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观念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反而更能展现高行健作品观念的先锋性意义，野性思维的产物即为“野性文化”。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说，高行健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状态与野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态本身，高行健这种对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们通常将“未驯化状态的思维”称为野性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濒临灭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在相对受到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这种野性的思维，如艺术。未被训化的野性思维也越来越被重视，而且被当做活跃我们艺术思维的方式#针对野性思维和野性文化，专家学者通常会认为:野性文化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维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维，混淆不清的思维#但是学者高行健却不那样认为，他一直坚持:野性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艺术，在现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观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这些“种子”在现代的作品中能够生存甚至繁衍。

荒诞艺术

高行健的创作跨越戏剧艺术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在他塑造的众多角色中，人们似乎很难找寻到传统意义上的人物特征，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总是刻意淡化小说人物”角色的具体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带着面具在行进，就高行健创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种人称都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第二人称的“你”在文学作品中拥有着同等的角色设定。在他看来，“这将丰富小说叙述语言的手段，并且突破小说创作中那些固定的结构和章法，增强语言艺术的表现能力”在小说《灵山》中，高行健虽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明确，既没有准确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内心情感的细致刻画，他所发挥的作用只是穿插在多个叙事线索与多个故事之间。在看似松散的多个角色中闪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体的书写方法，而且是用一种极端冷静的态度，各种文体交错使用，没有连贯性的人物和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是同一个个体，后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的“他”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

游移风格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早就有所谓“风格即人”的古老命题。法国学者布封也曾明确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当读者试图在高行健的小说中寻觅“风格”的踪迹以及从中解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往往陷入到现实的迷茫之中。对于读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风格型人物”并不是一种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艺术类型，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先锋艺术”和“荒诞”戏剧服务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说中所塑造的非传统化人物身上，读者感受到了游移于不同小说文本的“风格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审美特征是需要引起读者重视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备明确的形象特征，作者也力图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数情况下拥有不同形态的“分身”，只有将多个不同人称对应的人物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说人物;最后，这些人物的言语都无助于读者理解小说，仅仅是作为穿插的桥梁而已。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与高行健本人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学模式，尤其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后，否定自我、否定传统、否定理性成为西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曾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于人的真实状态的文学作品。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疑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的阻碍，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宽泛意义层面的“风格型人物”在荡涤传统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文学的本来状态，淡化意识形态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空灵参悟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突破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限制，尝试在“小说”这一文类中融入听觉因素，通过问答形式的转变、独白对白的交又、语速节奏的变化，赋予小说以“音乐性”，树立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高行健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深受《庄子》、《金刚经》、禅宗和各类民间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了“刁、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文类的界限，据此寻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不居的现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试图通过文本的音乐形式，将这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弥合，用“音乐性”的结构引导“自我”回归主体"《灵山》的音乐结构的核心是“流动性”"这股“流动性”的力量，既来源于语言、节奏在推进过程中的逻辑力量，也来自于《道德经》中所谓“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对“声音”的追求，让其回到“文学”本身，将“说”表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在语言可及处，充分使用语言，在语言不可及处，通过动作、声音，甚至“空白”，与语言达成和解，既摆脱了“语言”的束缚，又使自身免于陷入“破执”的执着"这一追求，使他达到“悟入”的境界，进而穿透语言文字形式，在本体论层面上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明心见性”"高行健借由“声音”、“音乐”，在《灵山》中营造了“空寂”的氛围，排除了二元的思维障碍，取消了“说”与“听”的界限，以“回声”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为“自我”的言说赢得空间"总体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的现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学回到“文”的本身，通过“说”，打破“语言”的单纯的工具属性，拓展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将语言形式上升为叙述核心，用“音乐性”建构起一个空寂的“灵山”世界，在语言的流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