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进入当时的国民学校。1944年，父亲和祖母去世。1945年，他10岁那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的家庭曾经是村子里富裕户，但随着战后的土地改革逐渐衰落。1947年，他进入大濑中学，1950年，他进入县立高等学校。1951年，他转学到了松山东高等学校。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1959年大学毕业。1960年，同著名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1963年，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1947年5月，日本新宪法颁布，日本宪法中的放弃战争条款对大江健三郎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50年，日本开始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事件和朝鲜战争爆发让他产生了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苦闷。大江健三郎在上大学期间创作过供同学们演出使用的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

1957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完成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徒劳”意识表现作家对战后社会现实的不满。1958年，创作短篇小说《饲育》，小说表现了日本儿童的战争体验。该小说获得1958年度芥川奖。随后，他又出版了在主题上与《饲育》一脉相承的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表现了大江独特的少儿战争体验主题。1958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绵羊似的人》，作品通过占领时期美国士兵侮辱日本人的行为表现了反抗战后的主题。大江健三郎初期作品主要表现出了“徒劳——墙壁”意识。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相互作用。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从东京大学法文系毕业，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萨特小说中的形象》。1960年，参加青年日本之会。1960年5月，在日本爆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高潮中，他与开高健等作家到中国访问，在上海拜会毛泽东，并在北京电台发表声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的讲话。回国后，参加新日本文学会。1961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东京大会，同年，趁应邀到保加利亚访问的机会，访问了苏联等国，并在巴黎拜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哲学家萨特，回国后退出新日本文学会。

在1959年到1963年创作的作品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了中心地位。表现“性”意识的主要作品有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196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性的人》;表现“政治”意识主题的主要作品有1961年发表的小说《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1963年是大江健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1963年8月，大江健三郎去广岛参加原子弹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亡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围绕残疾儿童、核武器主题，他发表了大量随笔、谈话、演讲和小说。1965年，大江健三郎赴美国旅行，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研讨班。1965年3月，出版随笔全集《严肃的走钢丝·全随笔集一》和《大江健三郎全集》。他又开始阅读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作品。

1966年，他开始热衷于阅读福克纳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大江健三郎从1966年开始创作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作品，作品有：《乌托邦的想象力》(1966年)等。大江健三郎的“乌托邦”意识和“森林”意识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1967年，发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该小说其中森林意识占有突出地位。

1968年，赴澳大利亚旅行，这期间他还多次赴92冲绳进行调查。1970年赴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同年出版长篇随笔《冲绳日记》。1971年与太田秀吉共同创办季刊杂志《冲绳体验》。《鲸鱼灭绝的岁月·全随笔第三》于1972年问世。1973年3月，推出长篇随笔《作为同时代的战后人》，同年赴阿拉木图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74年参加在东京召开的日本阿拉伯文化团结会议。1974年2月，他在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签名;他参加为抗议韩国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举行的活动。1975年，写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

1976年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1977年10月，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

1986年，又着手写放弃已久的短篇小说，发表了《聆听雨声的女人们》等系列短篇，再度引起文学界的瞩目。1989年又推出随笔集《小说之谋略·智慧之愉悦》。

1992年4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1993年3月;所发表的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中，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拒绝接受由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文化勋章。他“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1999年6月推出长篇新作《空翻筋斗》。

大江健三郎对中国非常友好，曾先后在1960年、1984年、2000年、2002年、2006年、2009年多次访问中国。其中在2006年9月的访华活动中，他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北京讲演2006》和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其新书《别了，我的书》以及《愁容童子》、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举行签名售书外，还在2006年9月12日至13日间前往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大屠杀幸存者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在 2009年1月的访问中，他参观了北京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