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巴黎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荒淫无耻、庸俗透顶和出卖灵魂的文学。罗兰果然十分痛恨这种文学，但也无力与它去作有效的斗争。他觉得只有拿起自己一支秃笔作为武器，通过革命的历史题材，去创作一些寓有深意的剧本，在他设想的“人民剧院”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去激发法兰西民族的复兴，这就是罗兰创作剧本的宗旨。本着这种宗旨，罗兰在十年中写下了十二个剧本。这些剧本当时都没有出版，只有个别剧本在小剧院上演过。它们失败了。十年的青春年华尽付东流。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统治法国文坛的是一些庸俗低级的作品，观众也习惯了这类作品。罗兰的剧本中不但没有色情，而且都是一些政治性的、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的主题。这当然无法满足颓废、消沉的法国一代观众的要求。
罗兰在自己的剧本中，究竟宣传了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呢?罗兰所处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上空游荡。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罗兰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这一点说，罗兰当时是落后于他的时代的。作为脱离现实斗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真理的探索，必然导致一些超阶级的内容。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罗兰一心向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罗兰在1898年写成的《群狼》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祖国还是公正。罗兰在1899年写成的《理性的胜利》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自由，民族的利益还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罗兰在1902年写成的《总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良心，应当服从自己的祖国，还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罗兰认为自己总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1898年5月3日，罗兰的剧本《哀尔特》被搬上一个小剧院的舞台。半个月之后，该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剧本《群狼》。但这一插曲没有挽救罗兰剧本创作失败的总的命运。罗兰后来在《广场上的集市》中痛快地加以鞭挞的巴黎文艺界，始终对他的剧本冷若冰霜。他不迎合庸俗的市民情趣，去写作一些时髦的题材，以求得到容易发表的机会。他只写激动他内心精神世界的作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为了名利而出卖灵魂。
传记
罗兰写作英雄传记，为的是锻造自己，也为了给苦难中的不知名的兄弟们以安慰“伟大的心灵宛如高山风暴冲击它们，乌云缠绕它们，可是在那儿，呼吸却比别处更加强有力。空气在那儿有一种纯净，能让心灵去掉污迹”他的《贝多芬传》前言，犹如一面旗帜，“周围的空气令人压抑旧欧洲在闷热和污浊的气氛中窒息了。一种没有伟大的功利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精明的、待价而沽的自私自利中衰弱下去了。世界简直透不过气来让打开窗户吧!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吧。让呼吸英雄们的心灵吧。”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人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人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人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时代的千变万化，充满机遇，人们渴望成功，但却不想奋斗，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人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跻身不朽者之列。《名人传》也许会让人们清醒一些。
即使剧本失败，罗兰仍旧继续创作。不过他改变了创作形式，主要是写作他的《名人传》，所谓《名人传》，直译就是英雄传。在罗兰心目中，什么人是真正的英雄呢。罗兰说：“我所说的英雄，不是指那些靠自己的思想和威力而取得胜利的人。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罗兰要歌颂的英雄，不是凯撒，不是拿破仑，而是贝多芬、米盖朗琪罗、托尔斯泰。那么罗兰写《名人传》的主旨是什么呢?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就是说，罗兰要用英雄们的伟大精神，来改造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利己打算，用高尚的德操来拯救欧洲的堕落。
小说
罗曼·罗曼所热衷的是表现自我精神探索的直接经验。以主人公人生遭际中的灵魂经历构建情节框架是他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诚如中国著名学者罗大冈所说，“伟大的心”和“真诚的艺术”是贯穿罗曼·罗兰创作道路始终的原则精神。尽管《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两部长篇巨著都展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但占着中心位置的都是主人公的情感律动和思想态势，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主人公的意识里面并内化成他们精神日臻完善的动力，社会生活背景又总是随着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张弛起伏而时显时隐。是人们惯常把这两部巨著统称为“思想小说”。
罗曼·罗兰的这种创作个性跟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等人注重表理客观世界外部形态的权威经验几乎背道而驰，跟斯丹达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内倾性的艺术风格也有着明显区别。他的小说“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约翰·克利斯朵夫>定本序言》)，讲述“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母与子>初版序》)。心理分析和心态描写在这里不再是取决于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第二性内容，而已经是处于首要的主导的位置的直接强烈表现。罗曼·罗兰的独到成功使一度风行的偏执于“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理论陷入了窘迫的困境。曾几何时，古希腊文论史上的“模仿自然”和“表现心灵”之争，被人推演成横亘古今、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把“模仿自然”尊奉为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基点和现实主义创作的不二法门，把“表现心灵”贬斥为喻心主义反动观念的标志和非现实主义的共同要害。这种貌似严正的理论，不仅混淆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文学的创作论的两者界域，而且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史有甚者，还会将现实主义窒息于狭窄收耳胡同里。
在正面性格的结构形式上，罗曼·罗兰的经验也是弥足珍贵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二十个不同的人”(罗曼·罗兰《哥拉·布勒尼翁》)，罗曼、罗兰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多重性格的合成体。就数量言，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缺点几乎不少于优点，“我毫不隐藏地暴露了他的缺点与德行”。他鲁莽、笨拙、轻信和有些自鸣清高，脾气乖僻易怒，遇事手忙脚乱，思想不够灵活，生活不拘小节，还跟好些女性有过风流瓜葛。在安乃德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女性的本能要求，她情怀炽热，容易钟情，先后爱上过好几个男人;她献犊情深，为子的成长时喜时忧，对儿子的少年任性不胜痛心，儿子参与冒险行为后她不止一次地从梦中哭醒。
这种从多方面多角度描写而成的正面性格，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切合生活的本色形态，“把真实和伟大这两种特性调和、汇集、结合起来……创造出高于但又和一同生活的人物”(雨果《莎士比亚论》)，使正面典型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罗曼·罗兰跟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们在多重性格的表现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现代派作家们出自人性不可知论的意念一味地描写人物的多重性格，从而导致了形象的涣散解体。罗曼.罗兰则是把握住了形象的正面性格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探索进取精神，任凭人物内心世界的多种因素在性格的运转过程中发生形形色色的变化，而始终如一的精神力量总是把历经百转千回的性格一直推进到崇高境界。这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确定性原则的表现，开创了正面典型性格结构的典范。
罗曼·罗兰独创性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仁述而外，他还首创了长河小说(又称江河小说)的体裁和音乐小说的形式，引进了史诗、悲剧、抒情诗、哲理小说等多种表述方式。他的富有个性的小说艺术不仅领了风气之先，成为现实主义发展史上跨越世纪的里程碑，而且对曾经风行一时的现实主义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方式把现实主义抽象成一些概念系统，并演化出对号入座、固定划一的评价标准。如果它是科学，罗曼·罗兰岂不要被排斥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外，这将是何等荒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条重要艺术准则。罗曼·罗兰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约翰·克利斯朵夫>献辞》)，并且说：“不论克利斯朵夫、哥拉和安乃德有理没理，反正他们存在。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小的理由”(《<母与子>初版序》)。他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完全来自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体验和积累，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
音乐角度
罗曼·罗兰从创造或创造者的角度来言说音乐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音乐作品的外在形式，不是音乐在听众那里产生的心理效应，而是在音乐家心中促成音乐来临的创造性力，关心的是音乐从虚无中诞生的过程。罗曼·罗兰的音乐家传记和音乐小说比其他音乐小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纠缠于各种浪漫传奇故事，而是在作品中展示音乐创造的秘密。《约翰·克利斯多夫》说的是发生在音乐家灵魂之中的故事。约翰·克利斯多夫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吸取音乐的灵感，从无数的欢乐和痛苦中痛饮音乐的美酒，逐渐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化为一阂宏伟的交响乐。如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直接地通向上帝，约翰·克利斯多夫作为最有人性者和创造的化身也被塑造为尘世的上帝。在约翰·克利斯多夫身上，罗曼·罗兰完成了对音乐的最高愈义的现象学还原。
当试图用语言“客观地”描述音乐时，困难就成倍地增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企图用语言去转化、翻译、解释音乐。而任何转化翻译或解释都是有限度的。罗曼·罗兰曾经比较语言和音乐：
贝多芬常常竭力要把自己内，‘深处的感觉，把那种微妙的精神状态翻译成音乐，这是不能用文字解释得清楚的，但它又像文字那样确定——实际上.更为确定;因为文字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它能总结许多经验、而且能包含多种不同的意义。比之说话，音乐的表达能力和准确性，比文字要大上成百倍。由此可知，要表现特殊的情感和题材，不仅是音乐的权利，而且是音乐的义务。如果没有担当起这个义务，其结果将不成其为音乐——那简直什么东西也不是。
按照上面的文字，音乐的世界恰恰存在于抽象的语言文字之外：语言结束之后，音乐方才开始。确实，语言作为经验的结晶总是擅长言说一般之物，直接的经验却总是特殊的、具体的、新鲜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而后者正是艺术尤其是音乐的领域。如果一般的、日常的语言能够表达音乐之所表达，能够如实对等地翻译音乐，那么音乐可能就不再存在了。语言必定早已取音乐而代之。因为音乐相对来说只是少数专家精通的工具，而语言人人会说，语言对于广泛地交流的经验显然更加方便。退一步说，即使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音乐的表现效果，这种传达肯定也达不到完美无缺的地步，那么把这拙劣的替代品拿来作甚?不能流动的水只是一潭死水。
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学问，通过一般意义的现象学还原之后，就应当对悬置所保留的领域做本质的描述。实际上，这两个步骤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因为“现象”或“音乐”并非一堆变化不定、杂乱无章的感觉复合体或无形式、无结构的质料，感觉质料由于意义的给予而被统一为一个对象。因而罗曼·罗兰的“感觉”、胡塞尔的“直观”，本身就是本质性的;在这种感觉和直观中，对象本身就是被构造或被创造的。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在这里是统一的。当然本质还原毕竟属于更高的层次，它是借助于所谓“变更”而实现的。打个比方，“变更”的机制好似让高水平的许多钢琴家演奏同一乐曲，不同的演奏使不变的本质得到一系列的显现。通过“想象力的自由变更”，得以把握变中的不变，直观对象的本质;而通过本质还原，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结构、层次和意义的现象系列，一个无穷的可能系统。罗兰甚至也有类似这种本质系统的文学描述：
忽然声音来了：有些是沉粉的，有些是尖锐的，有些是当当的响若，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听上老丰天，听它们低下去，没有了;它们有扣田玲里的钟声，奴奴荡荡，随看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舜;它们好像在那儿叫你，引你到遥远的地方……愈趁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它们理进去了，沉下去了……这才消灭了!……吸!不!它们还在喃喃细语呢……还在轻轻的拍着翅膀呢……这一切多么奇怪!。
圣·马丁教堂的大钟开始奏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像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青的哀吟结合在一起;然后足及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时前两个青的荟复。三个音触成一片。在钟揍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如劝。克利斯多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齐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足多么可怜;这足歼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决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奥，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片无边无岸的音响中出神了……
当约翰·克利斯多夫洞察这个音响世界后，他就能够根据这个音响世界在自己的音乐中创造出无限丰富的音响效果。当然罗受·罗兰在这里使用了文学手法，根据现象学，这个音响世界的本质系统并不依赖于“教堂钟声”之类的经验事实，它在音乐家作曲的同时就已经无形地、“先天地”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