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伐名将
陈铭枢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的一个塾师之家。他幼年丧母，受尽苦难，但为人正值，乐于助人。13岁那年，有一次去山上放牛，由于山高路滑，一名同伴不小心跌进山塘。当时正值雨季，池水泛滥，同伴在水中拼命挣扎，危在旦夕。他不顾自己年少力薄，勇敢地扑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抓住同伴，攀上一块大石头，双双脱离了危险。于是，少年勇救落水同伴的故事，在四邻八乡迅速传扬开来。
20世纪初叶，时代的风云把乡村少年陈铭枢推向将星的摇篮——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成为这所军事名校的年轻学员。他很快加入了同盟会，把半数同学发展成会员，和同学蒋光鼐、邓演达结下深厚的友谊。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正在南京军校读书的陈铭枢非常兴奋，当即联络部分同学，准备赴武昌前线参战。大家公推他前往上海，向同盟会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路费。他找到宋教仁，匆匆说明来意，宋即问：“你们有多少人?”他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宋当即从皮包里拿出500元，要他与柏文蔚联系，商量赴鄂参战的相关事宜。
陈铭枢等军校学生赶到武昌，发现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巷战，伤亡惨重，当即要求过江保卫汉阳兵工厂。指挥部将这支学生军编为第二敢死队，命令他们于次日清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岸，进攻清兵占据的循礼门。第二天，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今中山路)附近，遭敌军机关枪扫射。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加上地形不利隐蔽，敢死队虽奋力用步枪还击，但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全体被迫撤回武昌。这是陈铭枢第一次参加战斗，表现异常勇敢。
民国成立后，因参加革命有功，陈铭枢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宝座，倒行逆施，图谋复辟。袁派亲信龙济光主政广东，疯狂暗杀革命党人。陈铭枢怒不可遏，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预备谋刺龙济光。他与在上海时结识的老同盟会员陈子范联系，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还把刚制成的炸弹送到郊外进行试验。不料，龙济光老奸巨猾，在全城实行戒严，将住在客栈中的他逮捕，关入监狱。后来，多亏军校同学鼎力相助，他才被保释出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身为第十师师长的陈铭枢率部参加西路军的行动。8月，第十师挺进至湖北汀泗桥附近，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隔江对峙。当时长江洪水暴涨，北伐军进攻困难。团长黄琪翔找到陈铭枢，认为如当晚不能解决战斗，次日敌人援军到达，北伐军将十分危险。陈铭枢接受建议，决定连夜突袭，撕破敌军阵地。夜晚12时，他亲自督率各团冲入敌阵，一时号角齐鸣，杀声震天，敌人纷纷逃窜。次日凌晨，第十师一鼓作气，联合叶挺独立团等部向北洋军发起总攻，一举占领军事要隘汀泗桥，俘敌数千人。接着，陈铭枢指挥部队，与友军合力攻克另一军事重镇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
吴佩孚退守武汉，沿城挖掘战壕，在高地构筑炮兵阵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总攻，第十师各部攻入城内，夺取中和门、蛇山等要地，横扫敌军。当天，北伐军顺利攻占武汉三镇，陈铭枢就任武汉卫戍司令，奉命维持城内秩序。陈所在的第四军以其辉煌的战绩，被人民誉为铁军。有人评价他和另一位战将张发奎时，说：“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
二、坚持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注意，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
1931年1月28日，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同仇敌忾，迎头痛击。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接到报告后，亲自步行至真茹前线指挥战事。同时，他们接连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血战到底，并表示立即赴沪与官兵共赴国难。
十九路军是陈铭枢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丰富。上海战役刚打响，陈铭枢就指示蒋光鼐、蔡廷锴，对“租界外日军应相机消灭之”。当时，日军还是原驻上海的一些部队，中国军队数量上有一定优势。更重要的是，受全国人民坚强有力的支持，十九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誓死保卫国家，英勇作战，击退日寇无数次的进攻。
陈铭枢说到做到，曾数次亲临上海慰劳将士。居沪期间，有一名法国记者问他：“请问这次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他答道：“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意义很简单：反侵略战!”记者又问：“中国方面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吗?”他再答：“我们只知道谁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谁。至于胜败，我们始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2月20日，日军重兵进攻吴淞、江湾与闸北。双方在庙行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五军阵地一度被突破，军长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反击。蒋光鼐当机立断，命令十九路军实施反突击，收复阵地，重创日军上千人，取得淞沪抗战中最重大的战果，中国军队声威大震。几天后，陈铭枢赶到南翔总部，与十九路军将领会商战局。大家认为如果后撤，将拉长战线，影响士气，因此主张死守待援。会后，陈铭枢、蒋光鼐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请求增援。陈在电文中说，如有部队增援，十九路军再坚持下去没有问题，而且只要达到抗战目的，前线部队牺牲在所不惜。蒋介石复电，以陈诚等部路途遥远，拒绝增援。
2月底，侵沪日军增至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自动参战的部分军队，总共不足4万人，且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陈铭枢忧心如焚，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增派援军。有一次，他和冯玉祥、李济深去找何应钦商谈增援问题。商谈中，何应钦也承认上海是战略要地、经济中心，要十九路军固守原防，但以“开赴不及”为辞，拒绝派遣援军。蒋介石当面答应他，将调江北胡宗南、梁冠英部秘密渡江支援，事后又让何应钦停止执行。何还几次发脾气：“不要打了，打十几天也够了。”陈铭枢大怒：“前方的官兵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打吗?”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经常拍桌子、摔话筒。
日军得到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发起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一部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企图夹击守军。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寇殊死战斗。形势对守军极为不利，蒋光鼐审时度势，忍痛下令全军撤退至嘉定、黄渡一带的第二道防线。全军将士得令，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
至此，历时一个多月、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作出的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自始至终参与发动、组织、指挥这场战役，付出了辛劳，同样功不可没。
三、联共反蒋
淞沪抗战后，陈铭枢看清了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排斥异己的独裁统治。他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抗日必先反蒋。1933年5月，他从欧洲回国，决心打开新的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
陈铭枢甫抵香港，马上邀请中共党员梅龚彬前去长谈。他谈了联合各派力量、反蒋抗日的计划，请梅龚彬赶往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务求达到十九路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与合作。
原来，在蒋介石眼里，十九路军自成一系，只知有陈铭枢而不知有他老蒋，是对他权威的极大挑战。淞沪抗战，该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决定战役方针，逸出了国民党的政治控制和指挥系统，尤其为老蒋所不能容忍。战后，蒋介石下令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目的是想让其在“剿共”中消耗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也知道老蒋的用心，到闽后一直对红军采取消极避战的态度，力争双方相安无事。为了稳固与苏区接壤的闽西一带的形势，他们搞计口授田试验，将共产党所分田地，进行重新分配。
由于种种原因，陈铭枢两次派人去上海，都无法与中共方面接上头。无奈，他派陈公培携带亲笔信往福建，请蔡廷锴争取在前线与红军直接联系。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找到红军。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在延平会见陈公培，听取关于十九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愿望。彭德怀很高兴，请陈公培回去转告十九路军指挥员，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到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中共取得联系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即秘密北上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办法。考虑到陈公培与十九路军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江西瑞金。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辗转进入瑞金境内，受到朱德、毛泽东的会见。很快，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不久，陈铭枢、蒋光鼐自香港抵达福建，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蒋的政纲、政策及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等问题。当时，陈铭枢发现蒋介石两次派飞机来接蔡廷锴，唯恐突发变故，强调时间紧迫，必须早定主意。可是，会上曾有不同意见，争论很久也没有结果。陈铭枢表示，豁出去拼命了，革命就不怕牺牲，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那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南京立功去。在他的坚持下，会议终于同意共举大事。
1933年11月22日，福建人民政府匆匆拉开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象，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蒋介石”、“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各界群众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各省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工农解放。当晚，主席团根据大会决议，着手组织人民政府，公推李济深、陈铭枢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军事、文化、经济三个委员会，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共和国最高权力;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孤立无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压力。陈铭枢原对与红军合作寄予希望，曾数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双方也进行了友好交往，但当时中共处于“左”倾路线控制下，因此并没有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蒋光鼐、蔡廷锴与福建境内的土著军队有过联系，但重视不够，事变后，这些军队都被蒋介石拉拢收买，成为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内应。其次遇到的难题是财政拮据。事变前的军政开支，除省内税收外，主要靠南京拨款和广东协款。事变后，后两项来源断绝，政府只能采取增加税收的办法，从而引起商界的反对，并一度出现挤兑风潮，动摇了政府存在的基础。
福建事变的消息传来，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他急忙抽调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很快就失败了。
四、民主斗士
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避居香港。他没有灰心，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做起。
中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于1938年1月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陈铭枢报告分会成立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呼吁各国宣布日本为公敌，抵制日货，援助中国。他在武汉还担任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倡议加强外交工作，争取国际援助。又不辞辛苦，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努力宣传中国抗战。他同文化界的朋友交往密切，和郭沫若、田汉一起住在新四军筹备处。有一次，他去探望病中的郭沫若，谈起自己是著名佛学家桂百炼的弟子，请郭书写一副对联，将自己的字“真如”嵌进去。郭沫若欣然答应，立即书联一幅：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
1943年初，在重庆的国民党民主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酝酿举办时事座谈会，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目的是团结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甘祠森、郭春涛具体负责组织和联系工作，会议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后，陈铭枢与甘祠森、郭春涛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还单独约人交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9月起，筹备组经常在陈铭枢家聚会，商量成立民主派组织问题，最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陈宅位于重庆曹家巷内，房间宽敞，环境幽静。陈铭枢政治上受冷落多年，如今好友相聚，谈笑风生，非常高兴，便在墙上挂诗云：“水远山长一草庐，八年陶醉是诗书。而今宾客常盈座，又有兴亡到老夫。”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到会代表20多人。谭平山主持会议，陈铭枢与柳亚子、马寅初、邓初民等发言。谈到当时的形势，民联面临的任务，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时，与会者慷慨激昂，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十大项，要求结束党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军队国家化等。
民联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受到国民党民主派的广泛欢迎，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为推动民主人士参加政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大会。会议报告中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国民党眼里，此时的民联无异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许多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民联被迫转入地下，陈铭枢更很少抛头露面。
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1947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于次年1月发表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
以后，陈铭枢回到上海，秘密从事策反工作。经胡允恭介绍，他去杭州拜见浙江省主席陈仪。刚见面，陈仪便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了不迟嘛!”酒酣兴至时，陈铭枢书谭嗣同诗句赠送主人：“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兴。”可以说，陈铭枢的谈话，对陈仪决心反蒋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惜，事后陈仪轻信汤恩伯，终于为汤所出卖，反蒋活动遂告失败。
五、晚年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满怀希望地参与国家建设。他深感共产党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使自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常常想以粉身碎骨来报答党。
不久，中央提名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对出任地方职务，又是自己不熟悉的农林部，深感失落，迟迟不愿赴任。毛泽东曾两次到他家劝说，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赴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长。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担任中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主席。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作了“九天九地”的发言，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陈铭枢冷静地作了发言，希望对这一事件有个实事求是的结果。陈的发言被认为是对梁漱溟作掩护，是政治性的错误，因而在会后也遭到批判。
陈铭枢秉性忠直，敢作敢为，不大能适应解放后严格的阶级路线和组织纪律，因此常常受到批评。他仍积极向上，认真做事，不愿明哲保身。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陈铭枢依据别人的讲话和自己视察高校的经历，发表谈话。他认为学校领导方面，多半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6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陈铭枢又发表不同意见，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发言。
听说毛泽东表示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大喜功”的自我批评，陈铭枢大为兴奋，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谏诤。他在信中指出，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认为其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能“深入体察，以求究竟”。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判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在人大会议上，反右斗争被视作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陈铭枢的历史首先受到批判。报纸发表《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的文章，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接着，民革中央对他进行为期三天的批判，他感到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他这个“右派分子”仍进行宽大处理，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只保留民革中央委员职务，行政级别和薪水由3级降至9级。从此，他闭门思过，整天以抄写佛经为主，有时写写古体诗，排解心中的苦闷。
1965年5月15日，民革中央举行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陈铭枢在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