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解放军高级将领。1919年从军，参加过北伐战争。从1928年起，在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部历任参谋、团长、旅长。1933年，参加著名的长城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抗战，获百灵庙大捷。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起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杰出的军事家。

董其武同志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目睹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后半生的最高追求。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自觉按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许多党内的老同志称赞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直至1980年1月他才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襟怀坦荡，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政清廉，从不谋取特权和私利;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资助办学;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他生活克勤克俭，为国为民分忧。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董其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一生坚持真理，追求光明;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争取祖国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德和为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和学习。

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于1949年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 董其武从国民党将军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终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于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其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28年，"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将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实质上这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气愤，决定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便与14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董其武到上海后，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多次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

董其武的内心对军阀长期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便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时，同当年日军将领会面，对方回忆说：:"如果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

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应另找出路，他从内心不愿接受和对外宣称这个军衔。在中国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中国国民党军队)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毛泽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 "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

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他还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