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笈1905年生于海南文昌市，因家境比较富裕，人又聪明，从小就是典型的优等生，但成年之后，郑庭笈没有按照父辈的要求经商致富，而是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决心以武报国。

黄埔五期毕业，曾任陆军荣誉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二零零师少将步兵指挥官、第五集团军机械化四十师师长、云南昆明机场守备司令、新编第六军副军长兼八十九师师长、四十九军中将军长。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

1937年忻口会战时，郑庭笈担任第5军荣誉第1师第4团副团长，奉命阻击日寇。因日寇火力太猛，郑庭笈的部队损失惨重，部下劝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掩护他逃出去，郑庭笈两眼一瞪，叫道：“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是我的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被人耻笑!”

战斗最激烈时，郑庭笈亲自上阵跟日寇展开肉搏，最后身中三弹，险些丧命。战后，郑庭笈给自己起了个号，名为“重生”。

在昆仑关战役中，郑庭笈同样发挥出色。日军攻下南宁后，又接连攻下昆仑关，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确，就是要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然而，日军显然低估了国军的实力，在白崇禧指挥下，国军猛攻昆仑关，日军伤亡惨重难以支撑，不得不调兵增援。

此时，郑庭笈已带领部队进抵八塘、九塘之间，阻击敌增援部队。一日，郑庭笈正在一处高地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发现公路边一个大榕树下有一队日军人马，而且全都是军官，郑庭笈判断：这肯定是日军在召集军官开会，部署作战任务。

“去他娘的，先干了这批军官再说!”郑庭笈心中大喜，感觉自己抓住了一条大鱼，立即调集全团迫击炮对准大榕树，并命令机枪班悄悄抵近大榕树附近。

一切部署完毕后，郑庭笈一声令下，刹那间，大榕树下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一战，日军损失军官78名，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中村正雄少将。国民政府第一时间颁布嘉奖令，并为郑庭笈颁发云麾勋章。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残酷，这位备受敬仰的抗战名将，在解放战争中却又走向了反面，在辽沈战役中被俘。

1959年12月，郑庭笈与末代皇帝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13人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为共和国特殊的新公民。周恩来总理亲嘱专人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进入新社会后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也很关心。

1957年，郑庭笈的妻子去功德林找他，说因为你是战犯，孩子们都上不了学，也找不到工作，组织上说只有我们俩离婚，孩子跟你划清界限，才能不受牵连。

郑庭笈低着头久久不语，最后说：“我真后悔啊!”

妻子问：“你后悔什么?后悔跟我结婚吗?”

郑庭笈说：“我是后悔没有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打死，如果那时牺牲了，就会像戴安澜将军一样，是国共两党公认的民族英雄，你和子女们都是烈士家属，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这话，让人听着心酸。

不过，等郑庭笈出狱后，经周总理协调，郑庭笈又跟妻子复婚了，一家人得以团聚。

郑庭笈与冯莉娟复婚后，政协又在灯市口给他们分了房子，与杜隶明、宋希濂、唐生明同住一个四合院。但儿子郑心校却说：“至于父亲的过去，我不想多问，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对于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国家给他的待遇，我也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

郑心校也观察到父亲回来后的平静：“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还看《新闻联播》，这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郑庭笈似乎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想法，他很少对孩子的事情指手画脚，更不会对他们的前程发表意见。“

“文革”开始后，郑心校的心理压力更重了。“那时候的‘血统论’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优秀的青年，一下子就成了‘另类’。我的理想抱负都成为了泡影。”

所以郑心校在“文革”期间，去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决心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们就不能说我不革命。我们少则一天走四五十里，最多一天行军一百里。当时一路都有接待站，有地方吃，有地方睡。爬山的时候就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对自己是一种磨炼。走了一个多月，已经走到瑞金了，大串联停止，我才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郑心校和弟弟都选择了云南兵团。他们想离家越远越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但就是去云南，出身不好也是阻力。我们这样的人参加兵团是不被接受的，那儿离边界太近，不敢要你。我和弟弟都写了血书。我们有幸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招工处长刘文尉，他报告给兵团司令江洪州，我们才破例被招收了。”

郑庭笈对儿子们的行为默不作声。“现在想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痛心，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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