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琮英与任弼时从“娃娃”直至终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从不见异思迁，从无绯闻。如此纯真无邪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完婚
13岁的童养媳“姐姐”陈琮英小小年纪，非常懂事，要求到长沙去打工，赚钱供“弟弟”任弼时上学。她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为了搭救被捕的任弼时，急于赶路的她搭乘一辆敞篷的拉煤的大货车。在长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儿受了风寒，感冒转为肺炎，夭折了。
◆向忠发叛变后供出陈琮英，并当着敌人要她交代所有的事。“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陈琮英跟任弼时结婚之后，总共生育了9个子女。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最初出生的3个孩子都早夭了，还有2个孩子因在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而失踪。能够长大成人的是3个女儿，还有唯一的儿子任远远。
陈琮英历经磨难，却乐观豁达。在我采访她的时候，年已91岁的她，瘦小而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陈琮英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指腹为婚”的“娃娃亲”
陈琮英一口湖南话。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他们俩定的是“娃娃亲”。“指腹为婚”、“娃娃亲”，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谁都没有想到，任弼时与年长他两岁的陈琮英，却建立起真正的感情。他俩从“娃娃”直至终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从不见异思迁，从无绯闻。如此纯真无邪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陈琮英2岁时母亲病故，父亲为了生活又常奔走在外，她寄养在亲友家。12岁时，陈琮英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彼此以姐弟相称!从这时候起，她的命运便与“弟弟”任弼时紧紧联系在一起。
任家也是清苦之家。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是一位清贫的教书先生，每天除了在离家较远的长沙县开物学校教书外，空余时靠替人代抄文书、代写家信赚点零用，维持全家生活。1915年夏，11岁的任弼时初等小学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要去长沙读书，告别相处一年多的“姐姐”陈琮英。
任弼时到了长沙读书之后，虽然师范附小可以免交学费，但是要支付伙食费、住宿费。对于任家来说，陡然增加了开支。“姐姐”陈琮英小小年纪，非常懂事，向任弼时父母要求到长沙去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任弼时的父母答应了，觉得这样可以增长“姐弟”的感情。他们托亲戚为陈琮英在长沙一家袜厂找了一份工作。这时陈琮英年仅13岁，任弼时只有11岁。陈琮英是一个格外节俭的人，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使任弼时非常感动。任弼时和陈琮英能够从“娃娃亲”升华为真正夫妻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琮英忙于打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任弼时聪颖，从小学而中学，学业优秀，思想日趋进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结识了毛泽东。
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参加了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到苏俄留学。任弼时依依惜别“姐姐”陈琮英，从长沙前往上海。临别，任弼时叮嘱陈琮英，有机会要学习文化。
当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成为中共党员的时候，陈琮英则遵从任弼时的嘱咐，在长沙半工半读了4年，摘掉了文盲帽子。
1924年8月任弼时奉命回国，因忙于工作未能回乡。直到3月11日，任弼时从北京来到上海，正打算去湖南，出乎意料，陈琮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已经阔别6年了!
原来，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来。1926年4月初，22岁的任弼时与24岁的陈琮英在上海举行简朴的婚礼，他俩终于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丈夫被捕 苦刑煎熬
婚后不久，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时奉命前往莫斯科，陈琮英同行。这是童工出身的陈琮英第一次出国，第一次领略俄罗斯异国风情，第一次理解丈夫所献身的马列主义。
在莫斯科生活了几个月，1927年春，陈琮英随任弼时从莫斯科返抵上海。没过多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共，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政变”。从此任弼时、陈琮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不幸终于降临在他们头上：先是任弼时两度被捕，苦刑煎熬，紧接着是陈琮英被叛徒出卖，落入大牢。
1928年10月15日，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香油寺出席会议时被捕。在审讯时，任弼时用事先编好的假口供应付，后来托人带口信给陈琮英。陈琮英从上海奔往长沙，请亲戚按假口供来营救任弼时。由于任弼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1928年底终于获释，与陈琮英团聚。但是在陈琮英离开上海时，驶往长沙的客车已经开走，急于赶路的她搭乘一辆敞篷的拉煤的大货车。在长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儿受了风寒，感冒转为肺炎，夭折了。
任弼时出狱之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任弼时在上海工作不到一年，1929年11月17日，又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出席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被捕。这一回，任弼时在受审时，自称名叫“彭德生”，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记错了亲戚家的门牌号，误入那里。
任弼时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审讯时，受到电刑拷问，背上被烫出两个大伤口。
由于任弼时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过中共党组织营救，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于1929年12月25日出狱。看到丈夫背上的两个大伤口，生性刚强的陈琮英也流泪了。
向忠发叛变导致她被捕，但她经受住了考验
1931年3月上旬，任弼时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率中央代表团离沪，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这时，陈琮英即将分娩，无法跟随任弼时一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临别，任弼时对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取名‘远志’，祝愿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志向!”
就在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把陈琮英安排到向忠发家住。陈琮英在向忠发家住了约两三个月。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琮英连同孩子一起被捕入狱。
出卖陈琮英的，竟然就是向忠发!
那是1931年6月，考虑到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总书记向忠发转移至江西苏区。在出发的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求见一下相好的烟花女子杨秀贞。
陈琮英曾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12时，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上午九时，向忠发在离开时到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当即落入国民党特务的埋伏圈。向忠发被捕之后，迅即叛变，供出了陈琮英的住处，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恒吉里的秘密机关。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当夜一时，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在上海恒吉里秘密机关被捕。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陈琮英一直装糊涂，说自己来自湖南乡下，是一个农村妇女。童工出身的她，看上去也确实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妇女。她没有暴露身份。
经过组织营救，陈琮英坐了将近半年的牢，终于得以出狱。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3月8日，陈琮英奉命转道香港，来到闽西苏区，在福建长汀与分手一年的任弼时重逢。出现在她面前的任弼时，穿一身军装，戴一顶红星帽。她非常羡慕。不久，她也参加了红军，也戴上红星帽。从此红星帽伴随她整整一生。周恩来认为陈琮英在政治上可靠，分配她到中共中央机要科工作。从此陈琮英多年从事机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