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中央日报》闯祸，殃及职员，蒋介石二次"御批":著各机关永不录用陈德征。
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御批"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多数文章在介绍陈德征时，戏称他"民国第一伟人"。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介绍: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与胡山源、钱春江创办"弥洒社"并出版《弥洒》月刊。192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27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1] 。
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这就是陈德征"民国第一伟人"称号的由来。而还有一种说法是，测评结果显示，陈德征得票低于孙中山高于蒋介石，为"民国第二伟人"，蒋介石盛怒之下关了他三年之久而不是几个月。
在陈德征之前，负责《民国日报》的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据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介绍:他竟然利令知昏，在他主持的《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伟人"。
他在暗地里还作了些手脚，自己也想弄个榜上有名，以便日后混迹官场时派上用场。岂知他手脚做过了头，出榜那一天他的票数比蒋介石还多，竟然名列第二(第一是孙中山)。这一下，闯了大祸，不日即被以"蛊惑民众、破坏治安"罪革职查办。
暂押南京听候处治。关押数月后，人虽被释放了，却得了个"永远不得叙用"的处分。从此，这个蒋介石的大红人，在上海滩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陈德征，也就销声匿迹了。
据胡山源回忆:有一天，南京来电报召他进京，他兴冲冲地去了。不料到了"国府"，蒋介石并没有见他，而是请他住到了一个"特别招待所"里软禁起来。如是者，一去三年之久。
后来，陈德征回忆:"大约三年后，吴稚晖来看我，邀我去街上走走。。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走在街上。过了一会，吴稚晖对我说:'你不用回到现在的依据了，回上海去吧'。就此，我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御批"
《中央日报》闯祸，殃及职员，蒋介石二次"御批":著各机关永不录用陈德征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德征逃难到重庆。寄居他乡的陈德征在重庆举目无亲，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无奈，他想到了《中央日报》的社长陶百川。
当年，陶百川在上海市国民党部工作时，陈德征对他有过提携之恩。对此，陶百川很是为难，一边是恩人的求援，一边是"高层领袖"蒋介石"永远不得叙用"的命令，无奈，他求助于上司邵力子。
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常委的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连蒋介石也敬他三分。陶百川写了个"请部长训示"的条子，把陈德征推到了邵力子处。
邵力子天生心肠软，看到陈德征穷困潦倒的样子，当即在陶百川的条子上批示"酌情录用"。得到部长的批示，陶百川便给陈德征在《中央日报》社谋了个挂名的主笔。
1942年，英美等国和国民党商定好战后归还租界，此事属于外交机密，几方约定同时发布公告。而《中央日报》竟然抢先将此事公之于众，引起了英美两国的抗议。
本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此，蒋介石勃然大怒。据《大公报》主笔徐铸成回忆:蒋下令查办，并把《中央日报》名册调去审查，看有无可疑分子，混杂其间。当看到陈德征的名字时，蒋介石火冒三丈，特意批了两句话:"此人尚未死乎?著各机关永不录用。"
他人评价
陈德征一生发表大量"反共拥蒋"的文章，有人说他是"都市流氓"，也有人说他"还有些人气"。
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他在提议中谴责当时国民党法院在审理"政治犯"时太拘泥于证据，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网。
陈德征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陈德征的提议让胡适怒火中烧，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人权运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胡适在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
陈德征恼羞成怒，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
胡适在陈德征文章边上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对陈德征作了评价: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
而纵观陈德征一生，他还坚守了"不做汉奸"的底线，且对自己的国家怀着赤诚的心。在1927年至1930年四年中，陈德征写了大量"反日"或者研究日本的文章，数量甚至多于鲁迅，1928年济南惨案后，除发表"悼蔡公时同志"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起"反日宣传运动周"。
陈德征还坚持让自己的儿子陈星弼认真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做点实事，使陈星弼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山源是陈德征的同学，并与陈创办"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他评价陈德征说:"没有当汉奸，还有一些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