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爸爸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们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也在耳边回响。

1、没被斯诺写到

“革命不是为了留名”

爸爸在世时很少向儿女们谈及自己的功劳和贡献，从不喜欢吹嘘自己。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对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作出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36位当代军事家，爸爸荣列第20名。爸爸去世后，党、国家和军委领导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清廉自律、一身正气的典范。开国上将王平为我爸爸追悼会写的挽联是：“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也许这正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

我还在上中学时，有一次读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看到书中有那么多革命领袖及红军将领的名字及事迹，但就没有看到爸爸的名字。斯诺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时，我爸爸应该在陕北。带着困惑和好奇，我去问爸爸。爸爸亲切地对我说，当时他正得伤寒病，工作也很忙，所以没有见到斯诺。当时出来干革命，很多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是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他人的书里，革命还能成功吗?爸爸说，过草地时，有时走着走着，听到身后“啊哟”一声，回头一看，自己的战友已经陷入泥沼，一下子就牺牲了。“在长征中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啊，他们成就了长征的伟大，是人民英雄，但是他们的名字不可能都写进《西行漫记》。”爸爸说，大家接受斯诺采访，都是为了宣传红军、宣传长征，并不是为了个人留名。爸爸的言谈中，流露出对人民事业的执着，对个人名利的淡泊。

后来我看到一本在哈佛大学珍藏69年、真实记录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回忆录《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发现其中有一篇是我爸爸在1937年以前写的，题目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人们说，《二万五千里》是长征最珍贵最原始的记录。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后来这本由朱德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

2、排名有前有后

“不能都去当发动机”

爸爸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亮点之一，就是1944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会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后来还以谭政署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报告，是由他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和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的，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多次印发全党全军，被简称为“谭政报告”。

据爸爸的同事说，1960年夏，有人责问我爸爸：这是毛主席的著作，为什么用你的名字发表?197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这一《报告》，署名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这使我很困惑。同年，我和丈夫钱建中陪爸爸在广州临时休养，当时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来看望爸爸，这是两位老人经历“文革”冤狱之灾后的首次见面。他俩谈到了这个报告，我们就问起署名问题。习叔叔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我爸爸接着简述了他受毛主席的委托开展调查研究，亲自起草报告的过程。他笑着反问我们：“你们认为留守兵团政治部能作报告吗?”尽管如此，我们从没听到爸爸在任何正式场合埋怨过此事。

1983年3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将这一报告再次以谭政署名印发全军。

1988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回忆文章。他写道：“一个多好的同志和战友辞世了，我心里十分哀痛……故意将报告人谭政同志的名字抹去，这是很不公正的。谭政同志的这一功绩是不应埋没的。”真实的历史已得到还原，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我曾经问过爸爸，他过去直接指挥过哪个战役?爸爸回答说，革命事业是一个整体，就像一辆汽车由很多零件组成。如果每个人都争着去做发动机，没有人愿意去做油箱，这辆车是无法运转的。政治工作就像汽车中的油箱，为整个革命事业输送能量。在工作中，要服从分配，顾全大局，甘当幕后英雄。

前些时候，有的图书和文章对东北野战军总部电报署名顺序作了一些评论和猜测。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是俗称的“林、罗、刘、谭”。辽沈战役期间，初时东总电报署名均为“林罗谭刘”，后改为“林罗刘谭”，后又改为“林罗刘”。文献记载，解放北平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刘亚楼留在北平筹建空军。这样，“林罗刘谭”就剩下林彪和谭政了。事实是，从辽沈战役到平津战役，一直征战到武汉、广州、海南，我爸爸始终和领导、同事合作得很好，从未计较过自己的排名。我爸爸的那番话，正是对那个电报署名问题的最好答案。

3、狱中写信教女

“公私界限必须分清”

“文革”中，爸爸被监禁了8年之久，他受到的委屈和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直到1969年下半年，通过种种周折，我才打听到

爸爸的下落。从此我开始了与处于冤狱中的爸爸长达5年多的书信来往。在那个动荡年代里，在这几十封珍贵的狱中书信里，爸爸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字一句地写下了他对我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他鼓励我要勇敢地生活，做一个好人，好农民，一个更接近民众的人，要做自食其力的人，一个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要靠自己的奋斗去改善和解决。字字句句充满了一个慈父对子女的深爱。

1971年我被分配到福州市商业部门工作，爸爸那时仍在监禁中，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立刻给我写信：“在商业部门工作，经手的商品金钱多，经济手续必须一清二楚，不能有差错，公家的东西，一点不能沾边，公私界限必须分清。”爸爸还写道：“在商业部门工作，接触的面很广，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要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倾听顾客的意见，随时检查和改正自己的缺点，不可脱离群众。”我遵照爸爸的教导，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商业知识，认真对待每一笔账目，在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并被单位评为优秀职工。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得益于爸爸的教导，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自觉地分清公私界限。

4、复出不提要求

爸爸树立无言榜样

1975年爸爸复出后，没有因为受到委屈而到处抱怨或者向组织要求什么。因为没有房子住，他复出后8年中相继临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京西宾馆、总参干休所，直到1983年才分到了正式的住房。

爸爸无言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要做自食其力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事，做事业，为社会作贡献。爸爸离去后，我们没有向组织提任何无理要求。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靠自己的奋斗去改善和解决。

1969年，当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时，我们就上山下乡，当好农民。当大学恢复招生时，我们超龄了，就争取到美国去读书。现在我们已年届六旬，仍在努力为改善人类的健康而工作。目前，癌症已成为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及健康的头号杀手。我国每年用于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达数百亿元。通过对各种癌症的早期检测、准确诊断及科学治疗，人们能有效控制并降低癌症死亡率，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对社会的负担。作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我丈夫钱建中创办了美国EDDA科技公司及其在中国上海的分公司，专门研发生产高科技智能型医疗设备，为对各种癌症的早期检测、准确诊断及科学治疗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以父辈开国征战的精神为榜样，全力与癌症作斗争，愿为帮助医生治病救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爸爸过去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有一些是他亲自对我们讲的，有一些是我们从他的同辈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也有一些是我们从已经出版的书中或报纸上读到的。他的故事、他的为人，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