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闻名海上与张爱玲齐名的“左联”女诗人，也是一位深入“76号”魔窟与日伪特务较量的红色女谍;她吟出过“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铿锵诗句，而“汉奸”骂名却令她两度蒙冤。她就是我国著名的红色间谍——关露，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逃婚的清末姐妹花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籍贯是河北省宣化人。胡寿楣的外祖父是一位没落的封建官僚，由于赌博输了钱，没钱还债，就把自己的女儿徐绣凤嫁给了胡元陔。两个女儿胡寿楣、胡寿华相继出世，这就是以后的关露和胡绣枫，关露是胡寿楣在左翼文学中的笔名，胡绣枫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了名字。

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又做着官，可在胡寿楣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在离任的途中，得了中风死在了途中。关露的母亲徐绣凤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和教育，关露和妹妹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看了很多的进步小说，为她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母亲后来生病死了。那一年，关露才十五岁，她不得不和妹妹相依为命。

她们的二姨收留了姐妹俩，关露一天天长大了，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关露的二姨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以后也就省去了自己的心病。

关露不想听二姨的，她逃婚了，带着妹妹，去了上海读书。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从才女到“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是什么导致她发生那么可怕的变化呢?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另有任务，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已无法知晓，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

打入魔窟策反李士群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为了革命需要，关露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要好，她为了不引起李的怀疑，经常和叶一起去逛街，去商场，或者去外面游玩。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是的。”“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

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为与日本共产党联系赴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之前两年的磨练，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解放后受审关押精神病崩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这封信来自关露的恋人王炳南。他们互相通信很多年，各自在自己的阵营里，为党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血汗。关露在做特工期间，当时很多左联的进步人士，对关露进行了嘲弄和误解，王炳南则一直支持她理解她。解放后，王炳南本来想迎娶自己等了十年的女人，可是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关露做特工的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

在这封信中，王炳南把组织的意见转达给了关露。关露想不到，苦等十年竟等来一封绝交信。关露的心死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