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曾外出流浪求学，一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1950年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著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1970年9月23日含冤逝世，终年64岁。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2]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是迄今为止写中国农民最为成功的作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汲取着民间文化的养分，站在现实的立场，以民间的情怀，一心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省察到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