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镜娥(1897年—1963年) ，育有三子两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华、章翼军、章畹(婉华)，均为国内高级人才。
第二任妻子 胡子婴(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国初期商业部副部长。
未婚妻子(蒋燕，原新四军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杨美真(1904年—1991年) ，留美硕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员。
第四任妻子，孙彩萍(1911年─) [8] ，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孙立凡，为历史学家，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1967年)
学者教授
章乃器1897年3月4 日生于浙江青田，1913年入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教材上的“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和“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时很受触动。1918年夏天他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一名练习生，第二年任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营业部主任，才华初展，后又任一合资公司会计主任。1921年秋章乃器回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业务更有长进，受“五、四”运动影响，崇尚民主与科学。一次章乃器解大批现银到麦加利银行，该外行有意不马上点收，他说“我们送到了，收不收是你们的事，从我送到的时候算起，以后的拆(息)应当归你们负担。”老外见说的有理，立即点收。1927年章乃器自办《新评论》半月刊，与陈公博等的《革命评论》、王昆仑等的《再造》并列，很显锐气。
在旧中国洋人几乎无孔不入，于资信调查也不例外。大上海1932年前有5家从事这种业务的机构：日本人办的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东京兴信所;美国人办的商务征信所、中国商务信托总局。1932年3月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章乃器，不相信中国人不管，便与多位银行人士先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旋该社办起中国人自己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1932年6月6日在上海圆明园路1号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长。他具有创新精神又不失传统的真善美。他“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将调查工作分为调查、复查、审查，各自背靠背独立进行。这种方法既科学又艺术堪为国人资信调查方面的创举，只4个月时间业务就扩大了三倍。中国征信所编发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一举压倒了过去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随着该所业务的超常发展，原来外商资信调查机构全部倒闭。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银行家，而且很会在边缘地带作战。
1933年~1936年章乃器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次理论高峰。1、他对生搬硬套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分析了外资的倾向，稍显左倾。他指出“一面是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逐鹿，由多头变为寡头，再由寡头趋向独占;另一面是投资的方式，由商业投资发展到产业投资和政治投资;再另一面，是投资的范围，由海岸发展到腹地，再由腹地发展到内地。”2、他坚持中国货币独立、币制同一，反对加入英、美、日货币集团。他主张以海关金为单位建立自己的货币管理体系，防止资本脱逃，并倡“废两改元”。他说地方货币反映了军阀的割据性质，钱庄反映了封建商业资本的性质，大胆预料防止民间资本转化为内战资本。3、他主张资本呢市场说，但也要管理。他说“金”是坚固的东西，“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腾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以‘金融’底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通，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他提出由华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提出改信用放款为票据贴现，以加快资本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转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变旧钱庄的“对人信用”为新银行的“对物信用”。他力主银行业应有一联合组织专事公司股票、债票的承接发行，“这样银行的资产就不易冻结，而工商业也可以得着期限较长利息较低的资金”。果然在章乃器的力倡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1933年成立了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及票据承兑所。为阻止洋货倾销，他首倡“信用统制”，他认为在当时不平等条约多如牛毛的情况下，统制贸易及统制汇兑碍难实施，洋货从外洋到我口岸这一阶段，我无力阻拦，因此需要另想“强盗进了大门紧关二门的法子?“信用统制”来亡羊补牢。洋货到岸后是交给我国批发商运往内地销售的，资金全部由华行、钱庄融通，“只消他们对非必需的进口货，不予抵押、押汇及借款的便利，进口数量自然就要大大的减少。这种政策，在用票据兑现和贴现的方式，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以后，办理起来可以格外严密。”他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面世即造成世界影响，属于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扛鼎之作。
1935年秋，不到40岁的章乃器就被上海两所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听者塞窗。
富己富国
富己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更加艰难。战火波及安徽后，由于富县不断沦丧，皖省财政几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军人欠薪饷达两三个月。号称地方理财能手的省财政厅长杨绵仲回天乏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诚邀章乃器出任财政厅长。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财政主要靠天赋和鸦片特税维持，另需国库补贴。针对当时发国难财成风的情况，他向李宗仁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主张，李宗仁坚决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马上任，他严以律己，宣布“财政厅的经费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打破过去厅长包办经费的恶例”，接着请国民政府处决了贪污分子省教育厅长杨廉，吓跑了省建设厅长刘式庵以下区长、县长等贪污分子，同时严办了一批腐败分子，收缴了一批被截留的赋税、公款，财政压力得以缓解。他又节约浪费，严禁死魂灵吃活薪，对旧军队吃空额的顽疾下猛药，顶住了官场人情风。廖磊接任李宗仁后形势更加严峻，他下车伊始就拉着章乃器的手问“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
章乃器果然有办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银行总经理程振基免职，巧妙地避开省行无发钞权的问题，先由省府发行少量地方公债，再以公债作抵押，由省行印发小额本票约200万元作为货币以应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设立货物检查处，征收货物检查税，其原则是“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分类进行查处。我区运往敌占区的第一类禁运物资为金、银、铜、铁、锡、肠衣、猪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没收;第二类禁运物资为大豆、烟叶、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发还，但只准在我区销售;对敌占区运入的物资，如果是鸦片和日货，如日伪厂生产的布匹、纸烟、纸张、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没收;敌占区华商生产的照章纳税后放行”。这是非常高明的，平战分明、敌我分明。他的货物检查税制度，得人得法，登时化腐朽为神奇，被国民政府推及全国。
另外，他还断然决定卖掉7万石食盐藏盐于民和根据市场原则收购粮食，都显示了他的过人才略。他说“这7万石食盐，只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里，将来大别山再怎么样的紧张，敌人再怎么封锁，我们是可以支持一个时的。”
当时收粮价格为1.4元/斗，属于高价，国民党内就有人想强买，但章乃器始终坚持公平交易。他认为“即使粮价高了一些，这笔钞票落到老百姓手里，对我们稳定抗日根据地仍然有好处。从城镇的金融来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荣的局面，摧垮敌人的封锁。”
李宗仁称章乃器“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章乃器主持皖财，节约了中央财政4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他被排挤走后，皖省财政立即陷于困境，廖磊追悔莫及，忧愤以殁。
1940年6月章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章乃器为总经理。他判断准确，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获利甚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通路不畅，原材料价格爆涨，公司的电机厂、机器厂所存的五金、电器材料随之自然升值，公司资产无形中增值。
后他与合资方因经营问题分家，他用分得的五万美金百万法币于1944年4月间另组上川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任总经理。公司开始以投资为事，但由于通货膨胀，币值和物价波动不已，遂改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为主。战后公司总部迁上海，重庆、兰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设办事处，从布局来看很见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资本法币1亿元计10万股，他自拥27097股，加上他见接控制的股份，可占全股的2/3。
富国
自己富了不算什么，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发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机，如果不谋挽救，则后方工业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这三种势力，不仅破坏抗战，而且足以致战后经济于死地。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
1943年9月1日中国工业研究所成立，章乃器为所长。该所系私立，人员精干，选题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实用。这个所自然充当了民族工业的主要研究咨询机构和喉舌，经常就热点难点问题座谈，并出版工业问题丛刊、参考资料、专题报告、会议纪要等，1943年11月起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国家岁收岁支预决算、外国在华投资情况等信息资料汇集成刊，发送业内人士参考。他还主编了《工商手册》，全书40章60万言，包括工商业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请专家和政府职能部门主管分撰，并附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赞誉。1944年底该所又拿出了《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两个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经济思想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论高峰，此时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1、对恶性膨胀的分析，并找出解决的根本办法。他巧妙地比喻说“通货、物价和军事支付三者，好象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的前后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远的谁也追不上谁。最后他们是同时声嘶力竭的倒毙下去了。”他认为“增加生产是平抑物价的最基本的手段”。2、利用节制游资，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他认为大后方物价腾飞的原因是“少数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污吏”利用手中游资投机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的。“过去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造成偌大的游资，然而当前的严重问题却是游资的力量已经超过全部法币的数量，已经能够左右整个的商品市场，而且足以逼迫通货的膨胀了。”他主张建设股票市场并劝募公债、鼓励储蓄，使消费与积累良性互动，同时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规范商品的储藏运输行销，平抑物价。当时马寅初大骂官僚资本，孔祥熙非常被动，几次想请章乃器写文章反击马寅初，章乃器没有接受。章乃器还于1941年11月在《大公报》撰文《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力主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极力推动经济上路;同时提出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进行财产登记。3、设计工业立体发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认为中国战时经济体制应“以德国式的统制为主，以英美式的自由为辅”，并且建构了自己“工业立体发展理论”。他说“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工业组织和技术单向发展，只能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浪费，有数量没有质量。他全面提出战士生产的八个要求：“甲、适当分配工业地域;乙、统筹供给工业资金;丙、确立工业生产计划;丁、管理原料动力与技术;戊、实施设厂核准制;己、厉行生产标准化;庚、确定工业保障。”他提议“经济部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团，那里面不但要容纳国内第一流的技术专家，而且要即速展开外交活动，更多的邀请英、美、苏各国有经验的技术专家，担任工业立体化的指导工作。”4、对如何发展民族工业和使用外资，提出看法。他认为战后须克服两个难题：〈1〉怎样最大限度使用国内私人资本而又力避资本主义;〈2〉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资而又保护民族工业。他主张制定法律保护民族工业，鼓励其扩大规模以与外抗衡。
心在商海
战后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纲之经济部分主张“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国营企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于农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台湾开展上川企业公司业务，创建了台湾物产制造公司，筹办了糖厂。
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叹了口气“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
各民主党派1948年12月4日在港发表了章乃器起草的《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称“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辅助其发展，外人投资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则，不但旧的可以继续存在，而且欢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当时联华影艺社(昆仑影片公司前身)，摄制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后又参与成立了昆仑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两片开拍后不断超支，章乃器就不断投入，终于拍成，公映后成为经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应得的红利，就以这笔钱加上手头的现款为股本，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创建了港九地产公司，他出任总经理，从事房地产，生意十分红火。同时他察觉将介石以准备把台湾作为后路，即于1948年秋将在台之厂房设备转手给了一家侨商，结束了在台业务，年终他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产公司交给多年相知王宽诚，只身离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与千家驹、沈致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为稳定金融秩序、平抑物价出谋献策。他对民族工商业者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过去，中国的工商业家真要‘惟利是图‘的话，做生产事业就太傻了。其实‘惟利是图’和剥削是两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剥削的结果也可以无利可图，因为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业的人，主观上即使并不‘惟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的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
1949年10月1 日，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他总结自己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倡议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公的”收付记账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复式簿记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以科研成果为根据，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谷出米九十二斤标准米)，使南方脚气病大为减少。适时指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人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了。他们没有体会到，赔钱也是要计算成本的;一计算成本，就可以不赔那些不应该赔的钱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粮食部门1955年下半年起就开始赢利了。
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极为自负，1949年他在东北解放区时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他对于改造民族工商业自有主张，他认为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或中心)的政治团体，具体任务在于广泛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通过相互教育、相互帮助，以达到政治水准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业的合理发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觉以至自命为积极分子的人们去团结一般落后的、可怜的工商业者，去辅助、教育、改造他们”。对于“改造”中的定息性质问题，他坚持己见“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根据是“1、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了;3、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
解放后他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上川企业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资，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收藏了些许文物，将其中精华分两次捐给国家，总计两千件。回思救国会艰难时，他曾卖掉居所，他实在是有益中华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说如果允许他说话，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推行面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压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只在《光明日报》末版末尾发了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为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文物收藏
章乃器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交了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章乃器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前清内务府郎中庆宽的后裔)先生等，也时有过从与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转让了，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在地产上经营得比较成功。
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一千一百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2017年12月28日，“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义举和爱国情怀，国博特地策划了这场展览。专家组遴选章先生捐献的藏品中有一定学术和艺术价值的110余件文物作为参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镜和明清瓷器。让观众来领略文物之美的同时，也能真切体会到章先生本人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
